藏人致抖音的一封信——请不要再“仗势欺人”

5G时代即将来临，网络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与此同时短视频等视听出版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影响着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方式。而藏文化也将面临着传承方式的抉择，我认为任何文化在保持特色与传统的同时不断与时俱进地发展其传播继承方式。（这就像远古时期我们用做记号、画画等方式记录着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有了雕塑、美术与文字等等新手段。而网络也是一种载体，与这些手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但在类似文中问题面前，我绝不会沉默，我们也绝不能沉默，因为那应该得到尊重。

抖音已经完完全全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截止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已经突破四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如此庞大的公众平台。当然，在这背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而如今的藏民也逐渐熟练运用网络，从中渔利，也深受其影响。目前全世界有将近750万藏族，相对而言这750万用户对于抖音平台来说只能称之为小众（750万相当于4亿的1.8%，同时也是我国的五十六分之一）。这750万人的母语为藏语、文字为藏文。但因为抖音平台的某些不平等的行为，导致我们成为四亿人中的弱势群体，我们无法在抖音平台自由使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为这有我在内的小众群体发声，希望抖音平台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载体。

对于那七百多万人来说，藏文字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藏民族特色与藏文化传承的载体，他们从小接受藏文化教育，且深深爱着自己的文字。而且《宪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各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通讯联系以及社会交往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都受到尊重，得到法律保障。”百度百科中说：”抖音短视频，是一款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作为目前我国最庞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抖音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遵循宪法的规定对待藏文字。



若屏幕面前的读者是藏文字使用者，不难发现以下几种问题。 例如：平台昵称无法写成藏文——编者通过抖音平台，将账号昵称改成几个极为常见的藏文，可没过几分钟便出现了“昵称不可用”的字样。为何昵称不可用？难道这几句简单的藏文有违规之嫌？可官方只有几句简简单单的语句，并未指出为何不可用。；平台内无法发布藏文标题、内容含藏文的视频——我们还进行了一次实验，就是编辑一部即有藏文标题，内容又存在藏文的视频，照样不可传送到平台之上，当然其文字内容也极其简单、常见。对于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我实在不必在此赘述，因为这750000人中使用过该app的人心知肚明。

且这个问题的存在不是一两天，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反馈但终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和改善。抖音平台作为我国最庞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有义务去保障藏民使用藏文的权利！了解此件事情过程中鲜有人认为这关乎各种安全问题。网络社交平台去维护藏民使用藏文字的权利与解决安全问题并不矛盾，反而通过对小众集体的权利的保障更有利于安全事业的进展，同时也有利于平台用户体验的提升。文至此刻，你若还是觉得网络安全与藏文字使用权利相互冲突的话，笔者也只能默认你对逻辑学的无知！网络社交平台保护网络安全的途径应该是加大审核力度，而不是使用“一刀切”的做法，通过侵犯使用某种文字或语言的权利来实现的。根据“保护文化多样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理念更应当去致力于保障各民族使用自己文字的权利。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 。

然而对于藏族青少年对藏语文的态度在《浅谈天祝藏区藏语的传承与保护》中引述的可谓一针见血：“大多数藏族青少年由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本民族语言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学了藏语对以后的发展没有多大作用，学了还不如不学。”（苏晓红等，2018）可见形式严峻，年轻人猎奇、追求时尚等特质，促使他们学习更多的新鲜事物。而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终将走出庙堂，将藏语言文字与时尚文化有机结合，才能跟紧时代的步伐。反观抖音平台对藏语的态度，通过身边一位做娱乐直播的朋友了解得知直播中用藏语成为可能被封禁的因素之一。我们便开始着手研究此事，通过使用私信功能私信了多位藏族主播并想要了解此事，可愿意交流的人数寥寥无几。还好经过努力争取还是有几位影响力较大的主播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此我们对这几位主播表示感谢，经过了解到，直播中说藏语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下方视频为关于此次主题的相关采访视频。（视频在文章最下方）但值得一提的是，抖音平台在对于上传藏语短视频的态度相对宽容，我们能够在此平台上看到各种使用藏语的短视频。

其实不仅仅是抖音平台，其他类似网易云音乐app等也存在侵犯使用藏文权利的现象，我并不明白这些网络平台的用意何在。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在公然挑衅根本大法，讽刺的是，我在抖音直播实名认证的相关条例中发现了明确引用该法的内容的条目。

写到这儿，我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笔者认为平台不会冷眼相待，可能！我为何在此劝大家冷静看待、静候佳音呢？首先这件事并没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人力物力上都需要有所调整才能实现我们的诉求；其次，若是这件事能够被各大网络社交平台认真对待，我觉得藏文化能够通过新媒体网络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毕竟现在在藏区从呀呀学语到雪鬓霜鬟的几乎任何人都能够接受这种短视频传播方式；再者不要因此扯上一些毫无相干的政治问题，因为本文章从始至终抨击的对象都只是个别网络社交平台公司，仅此而已，并无任何暗喻，希望任何人不要过分解读此篇文章；同时双方问题的解决从来不只是单方面的事情，我希望抖音等网络平台始终会和我们肩并肩与此类不公平问题战斗到底，从思想和行动上助力我国现代化发展。

（在抖音无法把网名修改为藏文）

（含有藏文标题的短视频被删除）

                                       （藏族主播谈中国App上母语使用的情况）

藏人因何自焚？ ——以境内外三个不同角度看其综合原因

孙 雁

 自 2009 年二月自焚首次在藏区发生以来，自焚总数在四年后的 2013 年 3 月已达 109 起。倘 若不是在敏感民族地区，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了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群体人命事件，都必定会引 起国内公众及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国内公共话语将自焚事件完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 操纵，影响了全面地去理解自焚发生的多层因素，也导致中国大众及知识界在此问题上的集体失 语。 民间学者王力雄就此评论说，“解开这个难题，或至少知道该怎样面对，前提在于需要搞清 这种广泛而持续的自焚，整体是在表达什么意愿，追求何种目标？ 对此存在不同解读，多数只 是强调某个方面，甚至按需所取。”这番说法不失客观中肯。的确，境内境外对藏区自焚的解释，南撤北辕，争锋相对。前者一味强调外因， 而后者一律怪罪内因，各自都有其局限。 本文首先介绍和评析王力雄本人对自焚者动机的统计分析，其后将他的结论与一位境外藏人学者和一位境内藏人学者的观点相比较。这三个不同的视野各有独到之处，综合起来有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自焚的原因。

王力雄：自焚是无法空等下去的一种行动 2012 年底，王力雄根据藏人作家唯色对每个自焚者情况的记录，将自焚者中留有的遗言做 了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并非所有的自焚者都留有遗言，他的数据只反映了留有遗言这一小部分自焚者所想表达的心愿。必须肯定的是，尽管王力雄在民族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不同，数据也来自其对政府同样持批评态度的夫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认真严谨的，并没有回避不利于境外藏人 和西方观点的结论。 首先，王力雄对自焚者遗言的分析证明了境内外有关自焚的三大流行说法并不成立。第一， 境外藏人包括流亡政府政治领导人都曾宣称，自焚是境内藏人无法忍受目前处境的绝望选择。但 这一点在王力雄分类的 7 项动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有 19 % （共 5 人），不能令人信服地佐 证自焚是藏人绝望的选择。 第二，境外藏人和国内官方都往往认为，自焚行为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干涉。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中，仅有 4 % （共 1 人）表达了此意，在他归纳的七项动机里远属最低。况且，这唯一的一人还是遗言者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一位网络作家，应该比大多数自焚者更 了解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因此他的呼吁不能说有代表性。此外，大多数自焚者不提国际关注，也 并非出于境外人士的指点。正如王力雄指出的，至 2012 底流亡藏人中共有两名自焚者，只有他们在遗言里反复呼吁国际关注。王力雄认为，这反映出境内外藏人的关键区别：寻求国际社会的 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标，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领导机构的工作重心所在，而境内自焚者并 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第三，流亡藏人还往往认为，藏区自焚者意在谋求“西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里，只有 19% （共 5 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此意，在七项动机中也占很低的比重。 王力雄及其夫人唯色，都是西方颇为信任的藏事评论人。根据唯色的纪录和王的分析而得出的此 结论，一定令境外藏人颇为失望。 那么自焚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在王力雄的数据里比重占前三位的动机似乎都比较抽象：把 自焚“当做一种行为”（占 54% 共 14 人），“祈愿达赖喇嘛”（占 38% 共 10 人），“表达勇气和承 担”（占 35% 共 9 人）。王力雄以自焚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这些抽象表达的背后不乏具体愿望。 如 2012 年的两个自焚高峰分别是有诸多藏人纪念日的 3 月和中共十八大召开的 11 月。王对前一 高峰理解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抗议，对后一高峰则理解为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 选择这些特别的时候去行为，“体现了自焚者期望他们的牺牲有助于实现目标，而非仅仅只是表 达抗议或绝望。”至于什么目标，遗言里并未具体表达，因此既不能证明流亡藏人所期望的是“独 立”愿望，也不能证明中国官方所指控的是境外有组织的操纵。至于自焚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目 标，王立雄认为自焚者自己也并不清楚，但下述遗言较有代表性 —－ “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也就是说，可以把自焚理解为自焚者对现实的消极抵抗。 占比重第二位的动机，“祈愿达赖喇嘛，”似乎正是自焚者主要想表达的愿望。流亡藏人和中 国官方都倾向把呼唤“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口号等同于要求西藏独立。但王立雄则强调这一口号 包含的是宗教情感，需要与政治主张分开：以自己的生命供养达赖喇嘛并超度众生是一种具有宗 教性质的奉献，非宗教人士对此不易理解；它是一种不求功利，只求功德的境界。这一宗教精神 为多数藏人所具有，也构成自焚的精神动力。同时，这一精神动力还需要与国内的官方政策联系 起来理解。由于官方不断向寺庙和僧人施压，要他们谴责达赖喇嘛，反而更促使僧人以自焚这种 过激的方式表达对其宗教领袖的尊重和奉献。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对当局的要求和抗议。 王立雄数据里居第三位的动机是“表达勇气和承担。”其典型的具体阐述有“要为西藏民族 的尊严而自焚，”“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官方政策继 续把宗教与政治诉求等同，则可能使僧人的反应更加激烈。 此外，王立雄数据里有一部分自焚者在遗言中表达了一些政治诉求（19% 共 5 人）。比如， “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语言要自由”等口号。 但 这些口号都可以与“分裂”的主张切割，而狭义地理解为抗议政府在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干涉（如 不予达赖回归西藏，干涉十一世班禅的选择，推动汉语教育）。 比这些口号更重要的，是王立雄文章传达的这一信息：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正转为国内化。在 他看来，西藏问题多年未有进展，从藏人自身的角度反省，原因在于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外界—— 境内藏人寄托于境外藏人，境外藏人又寄托于国际社会，进而期望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国 政府让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当今世界，这一策略已走到尽头。在这一背景下，王力雄认为境内 自焚成为“不知还又什么可做”的另类策略，同时也显示了境内藏人的觉醒。 王力雄的遗言分析对我们了解自焚者的动机有一定的意义。从自焚者的个人陈述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的话语和诉求与流亡藏人的区别，即他们限于宗教的情感与流亡藏人的政治目标有很 大的不同。这一区别不仅让流亡藏人失望，也使国内官方对“境外煽动”的谴责显得相对无力。 同时，那些遗言又为境内僧人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而加分。总之，王力雄的释析意在 告诉我们，境内藏人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境内藏人终于可以自己掌握命运，找出解决所谓西藏 问题的路径。 然而，王力雄的分析没有触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自焚者是否代表广大藏民的意愿？下面的 两位境外境内藏人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次仁夏迦：教派积怨及对现代化的抗议 1959 年出生于西藏，文革初期出走的次仁夏迦 (Tsering Shakya)，现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 学专家。目前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主席。他于 2012 年底在法国《西藏研究》杂志的自焚专刊里发表文章，分析藏区自焚原因。他认为，藏族民族主 义，或是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都不足以解释自焚现象的猛势增长。1 自 2009 年首 次自焚发生以来，大部分自焚事件都与川西的阿坝自治区有关。包括在阿坝自治区以外地区发生 的事件，自焚者也往往来自阿坝地区。更有甚者，近年的自焚和抗议活动几乎都出自格鲁派的寺 庙 ，而且可以具体到阿坝地区格鲁派的格尔登寺（次仁夏迦：33-34 页）。也就是说，自焚并非 是涉及所有藏区和教派的普遍现象，而是一个含特殊地域因素和特殊教派因素的局部现象。 就特殊的地域因素来说，次仁夏迦认为这恰恰是东藏地区（即川藏和青藏地区）比西藏享有 更大的宗教自由而带来的相关后果。改革初期至 90 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年逃往到印度的资深 喇嘛都被允许回来访问或讲课，或参与及帮助修复寺庙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原格尔登寺的首席喇 嘛——格尔登活佛。他后来于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曾任流亡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而格尔登寺 也正是近年来自焚者的主要来源。东藏区的僧人也有相对的自由去印度访问，并在境外藏人寺庙 里学经。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国内出生的僧人不断增加。比如在达兰萨 拉的流亡格尔登寺里，150 位僧人中有 127 位来自阿坝，仅一人出身于印度（其余的来自国内其 他藏区或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而这些有国内背景的僧人自然与他们家乡的僧人和亲友保持密 切的联系（次仁夏迦，第 29，34，36 页）。这也就是说，即使自焚有外来影响，它也来自印度的 流亡藏区，而非西方。而且这种影响更多是宗教方面的。 此外，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这几省的藏区里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藏文化创作的中心从西 藏转移到西藏以外的藏区。各区藏人通过民间音乐，出版物及社交媒体等形式创造了新型的藏族 共同文化，从而也增强了藏族的共同文化意识和认同感（次仁夏迦：27 页）。 就特殊的教派因素来说，次仁夏迦把它归咎于格鲁派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是格鲁派在历史曾占统治地位，属于所谓的皇教，教派内部讲究等级和寺庙传统，因 此它对当今政府对宗教的管制比其他教派有更强烈的不满。二是格鲁派系的所有寺庙至今仍拒绝 接受中国政府选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由于班禅喇嘛属于格鲁派，这些格鲁派寺庙不能像非格 鲁派寺庙那样，可以对政府要求它们承认新班禅喇嘛的压力视而不见。这两大原因使格鲁派寺庙 对中国政府的宿怨和愤怒尤为激烈，因为其核心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比如涉及自焚事件最多的 格尔登寺，它既是藏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又曾是阿坝地区重要的政治权利中心。第十世班禅圆寂 后留下的宗教领袖真空，目前又因老一辈喇嘛的逐渐离世而加剧。经过文革的老一辈喇嘛，无意 在政治上挑战中国政府，故而专注藏传佛教的复兴。随着这批资深而温和的喇嘛逐个谢世，同时 政府又不断要求喇嘛和僧侣谴责达赖喇嘛，与境外寺庙保持距离，这些都给格鲁派寺庙造成了持 续的紧张和焦虑。 此外，次仁夏迦也如许多西方分析者一样，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西部开发政策加剧了民族 地区的矛盾。尽管国内官方政策总是以肯定的态度大力发展藏区的交通和援助项目，境外藏人和 西方人士却往往把它们看作是同化和融合藏区的手段，认为它们威胁到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次仁夏迦称，以保护藏区草原环境为幌子的牧民定居工程，尽管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延 长成人寿命方面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加剧了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其长期效益不明。这些社会问 题使当地藏人把牧民定居工程看成政府对他们传统权利的侵犯，对他们生存方式的不当干预。次 仁夏迦引用荷兰学者安德鲁·费舍尔的研究为证。费舍尔在 2012 年 4 月的一篇文章里制作了一 张藏区自焚路线图，图中显示了自焚发生地域与定居工程的吻合。1 尽管目前自焚者中还没有人 直接来自牧民定居的社区，次仁夏迦认为上述路线的吻合毋庸置疑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给当地藏民 带来的焦虑 。 有意义的是，次仁夏迦也承认，尽管藏人的不满是基于他们族权的诉求，但是“藏民族”这 一概念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它正是由中国政府本身“识别”出来并人为地统一起来的。但是经过 政府的创造和固定后，这一“民族”概念已成为当今藏人的民族主义和领土意识的基础 。 川藏籍学者：旧势力的回升与影响 与上述两个体制外的分析观点相比，国内体制内的藏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藏区自焚事件？几 年来我也多次求问一位就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甘孜籍藏族学者。由于他谈的是个人看法，不 希望被误认为代表官方意见，故我在此不署其真名，简称他为“康巴学者。”2 首先，这位康巴学者并不否定王力雄的分析。他认为，虽然王的立意不同，但“并非出于绝 望”、“呼喊达赖与西藏独立等同过于牵强”、“从众心理驱使” 等几个主要结论是客观的， 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同时，他也指出王力雄的分析中有一个关键的疏漏：既然是从自焚者 的角度去分析原因，就不能忽略这个群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者大多是 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家境贫穷且学习又最差，在寺中是地位最低的僧人，为了提升自己名望 或功德，被一些僧人利用、鼓动、甚至直接帮助进行自焚。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这一说法意味着自焚者实际上是一群易受伤害、易受 操纵的弱势群体。 我就以上观点询问了王力雄的意见。王的答覆佐证了自焚者年龄偏小、学历偏低这两点。在 他有纪录的 92 例自焚者中，31%为十九岁以下；45%为二十至三十岁之间；8%为三十至四十岁 之间；8%为四十至五十岁之间；5%为五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三分之二多（76%）的自焚者在 三十岁以下，这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比重。王还确认，自焚者中的僧人只受过传统的寺庙教育，而 世俗人中没有超过中学毕业的。但王否认经济补偿是自焚的动力之一。他举例说一个自焚者家庭， 非常贫穷，但是把收到的十来万元捐款，又转捐给了当地学校（电子邮件，2012 年 12 月 19 日）。 其次，这位康巴学者也同意次仁夏迦有关自焚事件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教派的观点。他具体 指出，自焚者只来自于藏区 3,600 多座寺庙中的 4 座，属于极少数。而自焚多发的川、甘、青三 省交界的三县七乡，在历史上就属于几不管的部落争斗地区，“无政府”思想历来突出，当年就 因此受到马步芳的严厉镇压。现在因为地处偏远，在各省区里藏区所占的经济总量、区位不同。 在藏区的经济发展思路、资金投入、宗教管理、社会管理的政策宽严不同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 旧势力、宗教旧思想回升，使少数人绑架多数人有了运作空间。相比之下，云南、西藏这些年来 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大规模的旅游济经促进了民族交流和交融。云南藏区从未发生过自焚。 与次仁夏迦相同，这位康巴学者认为正是东藏地区相对宽松的政策，导致宗教势力回升。在 1  年 8 月访谈，9 月电子邮件。2012 年 12 月初北京访谈，12 月电子邮件。 物质生活改善、自由活动拓展、法制对干部手脚的约束，以及境内外信息连通的便利（地方上称 为“政府政策软弱”）等情况下，老百姓思想受各种思潮、特别是境外达赖喇嘛影响增大。其中 最担忧的，就是共产党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达赖要回来的传言很多），天会变，所以许多人想给 自己留后路，许多持拥护达赖观点的僧人也借达赖回来的种种后果威逼、绑架民众，一些地方出现“不种地、不准买卖肉类食品”等响应达赖号召“不与共产党合作”运动的现象，搞得老百姓私下也不得安宁。 至于教派方面的原因，这位康巴学者强调了格鲁派指望恢复传统政教制度的阶级因素。除了 自焚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贫穷年轻的底层僧人，格鲁派势力回升的其他受害者也是普通藏族百 姓。为达其政治目的，在煽动自焚后，一些僧人还不准旁人进行救助，就是为了境外能够看到“刺 激”的画面和民众惊恐……，这里面宗教精神已经被深深亵渎。该学者还称，据了解自焚甚至还 有私下按旧部落方式抽签强制。 与王力雄和次仁夏迦的分析鲜明不同的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因素虽然复杂，但主要还 是受境外以“达赖喇嘛旗号”所做的煽动。在王力雄的统计里，高达 38% 自焚者的动机是将身 体“贡献”给达赖喇嘛（宗教供奉），因此明显看到达赖喇嘛这个宗教符号在这场摧残无知、盲 目青少年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康巴学者问到，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能接受这种“生命供奉”，而拒 不公开谴责和反对自焚，能被视为“情有可原”吗？ 解决问题的出路 王力雄认为，解决所谓的西藏问题需要突破困境，而关键又在于改变由境外藏人包办的一贯 战略，由境内百万藏人成为主体，共同参与“自由与和解”之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认为自 焚代表了境内藏人的“觉醒”和“行动，”尽管目前除了自焚，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样去行 动。一旦境内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们就会活着挺进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 烈火。 次仁夏迦则指出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同其他所有面临分裂主义的 政府一样，对藏区采取两大政策。一是加强监控，二是增加投资以诱导合作与服从。然而这两种 政策都效果有限。加强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藏民对政府统治的接受，而加强监控反而更激起藏族 百姓的受害感。次仁夏迦罗列了当局对藏区之间藏民出入的限制，如数百名四川及青海藏区的藏 人被驱逐出拉萨。东藏区的藏人要进入西藏自治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汉族移民进入西藏却 不受限制。（其实次仁夏迦文章里也曾提到，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零星自焚事件都由川藏区或 青藏区来的人员所为。这必然是政府限制藏区之间人口流动的原因）。2008年后藏族旅客面临更 多的机场安检，在拉萨机场，他们甚至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检查。次仁夏迦认为，正是此类的歧 视政策加剧了藏族被排斥的感受，导致他们以自焚的极端手段去表达他们的集体愤怒。但是王力 雄的数据则显示，自焚者并非因表达绝望而献身。 相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现象的解决方法还需境外的系铃人。鉴于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 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因此他认为自焚行为甚至与伊斯兰极端势 力“自杀式炸弹”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他呼吁西方各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谴责自 焚是反人类、反人权行为，是违背藏传佛教基本教义的、他不会为自焚人员祈祷超度。只要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拒绝为自焚人员加气鼓劲，相信自焚事件会大幅减少。

回顾桑东仁波切1995年接受意大利雷迪克尔电台访谈

以下访谈内容，Q 为意大利电台记者 A 为桑东仁波切

Q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西藏流亡议会主席桑东仁波切，由于每周电台都要播出与西藏相关的节目，所以对意大利雷迪克尔电台听众来说，你的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桑东仁波切，在你的意大利之行中，你与一些人士和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请你谈谈好吗？

A 虽然这是我首次访问意大利，但是我们在意大利有许多的朋友和支持者，意大利特尼尔省曾邀请我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活动，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机会与这么多人士举行会谈。我对特尔尼的访问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尽管特尔尼是一个小而偏远的省份，但是那里的人民对西藏事业非常支持，尤其是和我交流过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同时我也会见了该省的各级官员，顾问，主席和市长。他们所有人对西藏问题非常支持和同情，这使我深受鼓舞，之后，我两度访问罗马，在访问中，我会见了参众两院的副主席，我们还在外委会扩大主席团会议上就西藏问题做了听证。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而且我对自己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Q 你曾经有过与世界上很多议会和政府高级官员会晤的经历，当你与高级官员会晤时，一切怎么进行的，正如这次你在意大利访问一样吗？

A 正如我开始所说的那样，我感到非常满意，所有与我会谈的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常，无论在什么时候与高级别官员举行会晤，他们都非常谨慎和老练，并不是非常开放和友好。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的。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所会见的意大利朋友是非常开放的，也是非常真诚的，不带有一点外交礼节和伪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Q 在你的记者招待会上，你的一些言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引起世界各国民众的重视，原因是我们坚持非暴力”。我们应当把你讲过的话用大写字母印刷出来，然后四处传播。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帮助你加强非暴力方式的力量，从而使得这种方式获得胜利？

A 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着暴力与非暴力的斗争。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由直接或者间接的暴力行为所致，最终形成暴力循环。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无法找到稳定和持久的解决方式，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是我们应当有一点点耐心，虽然非暴力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慢慢的，这种方式会起作用的。因为我们这些信守非暴力的人们进行的是一种无害的，同时，也不是立即给人带来好处的方式，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无论何时他们注意到了，他们就会认真严肃地看待。同时我们要有耐心，学会等待。每一天，我们都要求人们挺身而出，坚定支持非暴力。总之，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非暴力的。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常积极，他们并没有大胆表达出他们的支持，没有有效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对暴力行为的沉默，等同于支持压迫者和采取暴力行动的人们。我们必须以爱心而不是仇恨之心和他们抗争。以爱心施加影响，最终加强非暴力的力量。

Q 你曾建议西藏人民采取非暴力，你能介绍一下它的内涵吗？

A Satya是梵文，相当于真理，Agraha的意思是坚持真理，人民遭受苦难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真理，这带来许多消极的变化，例如，藏民基本上都是信教群众，是非暴力的人民，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对真理的信念和对非暴力的信念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我们无法达到自己的水平，而这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也是作为一个种族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国对西藏的侵占。而且中国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侵占了西藏，使得西藏人民遭受了数十年的苦难，如今，我们必须意识到真理是什么，而且我们必须坚持真理，无论我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只有坚持真理，我们才能获得失去的一切，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正在告诉西藏公民，如今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是真理，而且我们必须献身于真理，无论我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都应当坚持真理。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重获失去的自由，重获我们的遗产和失去的和平。这一切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获得，这是我的坚定信念，我和西藏人民共享的信念。

Q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藏之外的人们能为西藏做些什么?

A 生活在西藏之外的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首先，你们可以告诉人民西藏的局势。你们可以告诉中国人民或中国当局他们在西藏所做的一切是多么错误，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去压迫别人，进行文化和肉体上的屠杀。所以你们可以教育中国人民和中国当局，可以告诉，提醒他们。作为个人，组织，党派，社区，国家，议会，你们可以在任何场合发表反对中国侵略的声音，还可以教育国际社会，说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可以向生活在西藏境内受到苦难的人民送去情感上的巨大支持，同时也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道义上的批评。他们必须明智地对待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可以写信给他们。可以表露出你们对西藏人民的坚定支持。你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体上撰写文章和提供消息，最后，你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对中国做出的一切表达出异议。这种异议对中国以及西藏来说，意义非常大。

你们可以祈祷，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做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个人行为，也未尝不可，对于一个组织和一大群人来说，你们就可以做得更多。即使你的支持，团结和同情并没有在一次敢做敢为的行动中传播，但这种行动也是非常有效的，也有其自身的价值。

Q 我们这些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看待西藏问题还要考虑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他们对于西方产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请问，你怎么看？

A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但我想说人的尊严不能以商业利润，经济利益和金钱价值来衡量。为了市场，是否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可以放弃他们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无话可说。如果你的内心有一点的疑虑，尽管是在经济游戏当中，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我们作为人类社会就应当有一些称之为道德正义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代社会仍然有价值，所以你们在市场经济，道德和人类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必须三思而行。如果你们只选择经济价值，我不会向你们提出任何的呼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是如果有人除了经济价值观之外，还有一点道德价值观，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向他呼吁：如果市场是以侵犯人权，压制人民和杀戮为代价，你们的市场是可悲和不人道的。还有，如果你们利用那种市场并从市场获得了利益，你们就参与了非法活动，你们就参与了肉体和文化屠杀。你们无法说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你们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这一切。例如，你们说人权和贸易应当分离，如果是这样，你们会发现由此滋生的其他问题。当出现版权问题时，你们无法做出妥协。虽然人权可以因贸易而妥协，但是你们无法在版权问题上让步。所以，有一天我告诉一个美国朋友，对于美国的版权所有者来说，版权比人权更为重要，因为人权是可以协商的，而版权却是不需要协商的。这非常可笑，如果你们也持有这种态度，我也无话可说。

Q 桑东仁波切，激进党作为一个跨国组织，作为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NGO，是一个不参加任何选举的党。你非常清楚激进党的性质，你能给该党提出一些建议吗？激进党该做哪些事情？激进党成员应该为西藏事业做些什么？

A 我没有什么新的建议观点，你们目前表现非常出色，你们应当继续努力。如今，坚持正义和非暴力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坚持必须要得到你们成员的再度努力方可实现。通过坚持正义非暴力，我认为，完全尽到了我们自己的义务。

Q 桑东仁波切，您对意大利的访问已经创造了一个在意大利国会建立一个跨党派组织的机会，为此我想请您对此提出一些建议。通过在世界上的几个议会中拥有类似的这样的政治工具，这些议会的议员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

A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议会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民主国家，实行民主制。因此议会论坛变得越来越多重要，这是一个民意代表吐露心声的论坛。因此，议会应当坚定而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毋须前怕狼后怕虎。这是非常重要的。当议会不带任何偏见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那必将产生直接的或长期的影响。议会里有很多问题高于党派的利益，因为这些问题关乎全人类和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所有的议会议员，不管他们来自哪个联盟，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为全世界获得更好的利益而表达他们的意见。

Q 你认为未来几年内藏中关系如何？

A 我并不希望藏中之间有一种富有成效的关系，也就是在明年或者后年，甚至是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建立一种诚恳的关系。虽然达赖喇嘛和所有流亡藏人对于中共当局重新设立没有先决条件的直接对话非常开明，以及中共当局也总是声称他们愿意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他们正在对富有成效的谈判添加一些不切实际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中共当局意识到事实的真实性，希望他们回到谈判桌上，希望我们之间找到一种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但是不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理性方面，我们无法预测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真诚的良好的关系。

Q 那么，将要发生什么

A 我们目前正在面临十分特殊的情况，因为时间正在流逝。我知道有些国家为了自由奋斗了好几个世纪而最终获得了独立。印度曾被外国势力侵占了200多年，他们一直不断地斗争，最终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但是西藏情况不同，因为西藏是被一个未开化的强权侵占——我并不想使用这个词汇，但却是事实。这一切就注定了他们要完全毁灭西藏。所以，西藏的自由若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西藏将不复存在。整个西藏高原正在变成中国的领土，或者说是中国人的移民区。到那时，即便西藏获得了独立，那只是政治上的独立，而其他必将一无所有。那种单独的政体也将变成中国文明的一个部分，那时，西藏无法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虽然名义上可以称之为西藏，但它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西藏了。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在西藏境内发动一场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所有具备资格的西藏人都应当返藏，我们应当死在西藏境内，因为西藏就要消失了......许多人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采取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运动来反抗中国的压迫，无异于自杀。但是即使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们也愿意毁灭。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无法预测任何事情的发生，唯一的预测是不计后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后果。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在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后，我们会取得成果。即使我们一事无成，我们也应不计后果。如果你们从取得结果的可能性来审视我们的行动，那就是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Q 面临你刚才所说的困难，你可能不止会要我们表达对你们的支持，请问你的具体要求？

A 作为事实的提供者，我无法向任何人要求什么。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认为可能的任何事情。如今是你们——世界上充满爱心的人们审视自己的时候了。之后，你们应当采取你们内心认为合适的任何行动。我能要求什么？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十分欢迎。即使是你们反对，我们也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决定行动，而不顾及你们的反对。所以说，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我们是十分感谢的。如果你们觉得无关紧要，我们也没话可说。即使你们反对，我也会说：对不起，尽管你们反对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另外，即使你们支持我们，那也是无私的支持。因为我们藏人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无法向你们提供什么。支持我们的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都不会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我们无法像你们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或者巨额双边贸易的机会。我们也无法向你们提供建立政治联盟的任何希望。如今那些正在帮助西藏的人们，他们只是对西藏人民表示出爱心，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动机。我们对他们感谢万分。那些只考虑回报和利益的人士，当然不会支持我们。即使是他们支持我们，他们也无法获得任何的回报。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无法向任何人要求什么，我只能解释西藏的立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明和遗产正在完全消失，而没有人关注它，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倒退。

在藏区，军警如何对藏传佛教寺庙内外人员进行管控？

本博给诸位读者介绍的是供中国军警参考而使用，最新编写的藏区维稳指导方案。分三个模块:寺庙外来人员管控，严管寺办学校和寺庙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对重点人员进行维稳的方式。本博截取有用部分，做出独家报道。

首先是寺庙外来人员管控，依据以上材料，我们最新得知的是，为了管控游散僧尼和外来僧尼，中国目前规定，凡是外来寄宿的僧尼，必须进行暂住登记，在某寺院居住一个月以上的，还要办理暂住证。除此之外，还要跟踪外来僧尼监视其思想动态，了解投宿目的

目前，由于藏区寺庙的商业化，藏传佛教寺庙逐渐影响着外围的环境，并且兴办许多学校。中国政府担心寺庙势力对寺庙以外环境的影响，于是加以管控。材料要求严防寺庙渗透周围领域，加强对寺庙周围地区的管理。

传统上藏区的寺庙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学校，今日藏传佛教寺庙延续了往日办学的传统，对此，中国军警没有阻止，但也在密切监视。材料要求对寺庙办学的师资力量和所用教材教辅进行政治审查，特别是老师素质高，有留学归国背景的，进行密切监视，目的是严防民族主义和所谓藏独思想渗透在课堂中。导致藏区的寺办学校教师笼罩在恐惧中

"重点人员"属于公安内部用语，指的是需要密切监视的人员，而藏区的重点人员含义高于中国。领取低保者，甚至家庭不幸福美满者都被列入监控对象，少数民族人像，DNA都被采集。材料还透露，重点人员监控按所谓危害性，身份，背景分为四个等级

藏区奇观：赤化与庸俗化的藏地标语

布达拉宫前现已加挂口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中共对藏人灌输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西藏萨迦县已打出“勤劳的吃羊腿，懒惰的喝凉水”口号

瑞士《新苏黎世报》专访藏人司政洛桑森格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 洛桑森格在瑞士/新苏黎世报

近期，藏人政治领袖洛桑森格防问欧洲，在瑞士停留期间，他接受了瑞士知名德语报纸《新苏黎世报》的专访，本博客刊载全文翻译稿。以下访谈内容，《新苏黎世报》简称“新”，洛桑森格简称“洛”。

新 ：洛桑森格先生，近期我们能够听到许多关于新疆和香港的新闻，但是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西藏的，这是为什么？

洛：新疆发生的事情，据信也已经长时间发生在西藏，香港事态也证实了西藏的现状。国际社会总说，西藏是一个例外，要么就是说中国的情况非常好，这是为何我们可以同中国做生意，但是新疆局势证明，西藏不是一个例外，但因为新疆问题是新发生的，国际社会现在正在关注它。

新：西藏真的能和新疆相比吗？那里有一百万人，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穆斯林，被投入再教育营。

洛：目前新疆的领导（陈全国）是西藏调过来的，它在西藏干了五年，它把这种手法在新疆实施了12个月，目前在新疆的集中营，之前在西藏就有，只不过在新疆事情出现的快一些，但是这一情况与西藏相比，是没有差别的。

新：在中国政府的白皮书中，北京指出其最大的威胁是分裂主义，西藏被明确地点了出来，请问西藏对于中国来说，是威胁吗？

洛：不，我们坚持非暴力，我们寻求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尊者是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最重要的伙伴，但是六十年来，北京试图统治达赖喇嘛，全世界都尊敬达赖喇嘛，除了中国政府。

新：在三月，西藏抗暴60周年之际，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描述西藏的人权“从没有像今天那么好”，你怎么看？

洛：你尽可以对这种宣传一笑了之，如果境内藏人真像北京宣传那样幸福，为什么不在西藏人民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应当决定自己的未来和领导，如果是北京的领导，那我们流亡藏人没话可说，如果中国声称人权状况非常好，那么就由他们证明吧。但是，记者不能自由地前往西藏，专家和外交官也一样。访藏困难，是关于西藏报道少的原因。

新：你也不能去西藏，你怎么知道西藏的动态？

洛：30%的流亡藏人都有亲属在境内，现在他们几乎每天都进行着联络，透过这种渠道，我们获悉信息。

新：生于大吉岭，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你与西藏的联系是什么呢？

洛：尽管沟通困难，我也从没有到过那里，但是境内藏人知道我和我的政府，我所知道的是，境内藏人把我肖像悬挂着，唱着关于我的歌曲，境内藏人正在非常好地与流亡政府保持着联系。

新：你想回到西藏吗？

洛：我想，但是得不到批准，在我父亲去世一周年之际，对藏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日子。我希望能够飞到拉萨，就一天时间，为父亲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点一盏灯，但是他们不同意。

新：你当时的感觉如何？

洛：这一小小的私人访问被拒，我觉得我就在向一堵墙说话那般。我正在与一个压迫性的政体说话，官员们没有情感，你必须去反抗这一体制。

新：直到2010年以来，中国和流亡藏人之间保持着对话，为什么这一对话进行不下去了？

洛：中国政府无时无刻嘴上挂着对话一词，比如联合国，一谈到人权，或者美中贸易战，他们就回避藏人的问题，尽管对话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我们不想要中国的决议，我们要真正的自治。

新：这意味着什么呢？

洛：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没有历史学家否认它。在国际法的框架下，我们有权利寻求自治，但我们知道对中国来说，它的统治不能打破，我们对此表示尊重，我们接受中国管理西藏的国防与外交，但境内藏人希望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自我管理。

新：你如何评价这一点实现的可能性？

洛：我们不能失去希望，今天不可能，明天也许就可能，我们正在庆祝柏林墙倒塌30周年，但柏林墙倒塌前一年，你能想象它会塌吗？毕竟柏林墙倒塌了，所以我们必须持续推进这一目标。

新：但是也有流亡藏人社区的声音认为这不可能了？

洛：。。。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那种认为北京不会给予西藏自治，或者给了自治都会镇压下去的想法-看看香港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走的是一个非暴力的路，对西藏的占领和压制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我们不寻求独立，高度自治是合理的，我完全理解经过了六十年，年轻一代的没有耐心。

新：会存在一部分境内或境外的藏人改变吗？

洛：不，非暴力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之路。

新：你想对藏人说些什么呢？

洛：对于每个藏人来说，暴力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非暴力的路，近几年来，我们有153名藏人自焚了，这是暴力的方式赴死吗？是的，但是这是暴力吗？不。没有中国人受伤，我们反对自焚，我们希望每一个活着的藏人参加我们的运动。

新：西藏被中国占领近七十年了，达赖喇嘛回不去，宗教文化生活被限制，西藏文化有消失的危险吗？

洛：不,尽管中国占领后，西藏的宗教和僧尼遭遇了毁灭之灾，但六十年之后的今天，大寺被重建，不管怎样，藏人说藏语，穿藏装，尽管汉化持续了几十年，西藏文化依然存活，年轻藏人民族意识比老藏人更强。

新：中国政府说他们给西藏带来了发展，道路，铁路，医疗。

洛：我们不否认西藏的发展，但是谁得到了其中的利益？在拉萨，90%的商店，饭店和宾馆都是中国人控制的，路不是为藏人修的，而是为了西藏的自然资源：铜，金，铀，锂。

新：让我们再谈谈达赖喇嘛，你从他那里接过政治权力，但你没有他宗教上的权威，这对你来说有困扰吗？

洛 ：我们有一个民主的机制，如果我做的好，那么我就会连任，我这届五年任期做完，便不能再做下去，达赖喇嘛体制有四百年历史，它的遗产和价值很深，比起尊者70年的政治活动，我这五年的任期不算什么。

新：达赖喇嘛任然参政吗？你有没有垂听他的建议？

洛：我有特权能够经常见到他 ，至少一个月一次，他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听从他的建议，但是我自主做决定。

新：如果达赖喇嘛圆寂，会怎样？

洛：那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是我们有十五世，十六世。达赖喇嘛的功能不能替换，但是我们要继续西藏运动，我们非常庆幸，达赖喇嘛成功领导我们这么多年，西藏运动还要持续下去。

新：如果达赖喇嘛圆寂了，你如何防止中国认证一位达赖喇嘛？毕竟班禅还失踪着

洛：尊者非常健康，他已经活过了许多届中共领导，也要活过现任的几届中共领导人，班禅喇嘛在境内认定，所以中国可以绑架他，如果达赖喇嘛在境外圆寂，那么他将转世在境外，达赖喇嘛本人也说，他将转世在一个自由的国土。

新：你得到像瑞士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了吗？

洛：我见了少数几个瑞士的国会议员，瑞士很勇敢。

新：你失望吗？

洛：媒体报道说，中国外长在瑞士期间，瑞士政府与外长讨论了人权与西藏，这是积极的信号，我们不让任何人抵制中国或破坏双边关系，但是一个国家应当站起来捍卫自己的价值与原则，对瑞士来说，包括民主，联邦主义和尊重少数民族，人权与民主对瑞士来说，就是瑞士的DNA，捍卫它很重要。

NHK最新涉藏纪录片：改善与信仰 ～西藏三年巨变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