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藏人难民医学博士 西藏次旺）
来到日本时，次旺13岁，有半个世纪以上，住在日本的埼玉县。因此，当地的病人都知道我的背景。只有从其他地方转院来的病人不懂，他们会说“好稀有的名字啊”。当然如果他们问了，我在看病时也不能慢慢地说。
因此，在稍微有点时间的住院或出院时面谈的时候“事实上…”他说话。然后，病人会一副惊讶的样子，津津有味地问:“那真是够呛啊”。西藏这个汉字的意思是Tibet，从第一次开始学日语，在医科大学毕业，取得日本国籍，留学期间得到了日本的各方的支援。他说出口就没完没了。
“我出生在离尼泊尔国境很近的商业城市日喀则。”。1952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首都拉萨的第二年。
我在西藏出生的时候，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1959年西藏发生了反对中国统治的抵抗，这个抵抗被称作”西藏起义“，最终被武力镇压，我在3年后的1962年，即10岁时流亡。关于西藏只有童年的记忆。
因为是孩子，所以当时没有政治意识，不知道讲话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流亡后在难民营受尽苦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西藏境内的时代，就是女佣几个人都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是很大的房子，所以父亲的朋友经常来玩。留声机里传出唱片的歌声，我记得父亲开玩笑说:“喇叭里有个小妖精在唱歌。”
父母是贵族阶级，所以过着优越的生活，在流亡前的十岁过着优越的生活，母亲戴着精美的首饰，在家烧饭做着家务，我和妹妹一起吃着甜蜜的糖果，在庭院下游乐，过着一段幸福的时光。
(1965年摄于大吉岭，次旺，妹妹央金，父母)
父亲管理着尼藏两地之间的“运盐道”，也曾在扎什伦布寺服务，寺庙管理非常严格，他供应着僧众的饮食，由于寺庙没有井水，他要挑水回寺。由于父亲不慎将酒带回寺庙，遭到了住持的训斥，所以就离开寺庙，在社会上工作。
在英印，可以拿到殖民者的枪弹，留声机，防毒面罩，父亲也接触西方文化，在工作时，把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情况告诉给上司。父亲重视教育，在入学前聘请家庭教师，教授藏语文。
解放军占领日喀则后，开始对占领区的藏人儿童开始中国化教育。
刚开始，中国人在小丘上建立军营一样的建筑当作学校，老师对孩子们介绍中国军人战胜日本军的战果，还说“抗日八路军就是解放军的前身，解放军把藏人从贵族的封建统治中解救出来，所以你们要尊敬解放军”。
每周六，中共带我们到野外看电影，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争，中国军人威风凛凛地与日军，美军作战。日军总是坏角色，他们向弱小的民众挥舞刀剑。由于孩子们单纯，每当一个坏角色出现时，就向白墙扔石块，电影放完后，墙上就留下了一个个石头坑。
达赖喇嘛（法王）也被宣传成一个恶人，他被说成一个叛乱分子，对儿童进行洗脑教育是可怕的，我当时顺从地接受了中共的洗脑，并且认为解放军很棒。
中国的统治在西藏全面铺开，许多高僧和贵族被处决。当时，法官一样的人对贵族们说“你利用封建制度压榨剥削人民”，并在脖子上插一个写上汉语罪名的小旗，有罪的人会被带到法场枪毙。
渐渐地，我对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产生了不安感。
尽管有时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感到不安，但我还是学校里的优等生。我和母亲，还有妹妹住一家，父亲直到1962年才从印度归来。
我上了一所中国式的学校，汉语跟数学与藏语文不同，我很努力地学习，老师告诉我，我长大以后可以去北京，老师每天告诉我“达赖喇嘛是叛徒”，每周看洗脑电影的也都是共产党领导干部家的孩子，一位戴着红领巾的领导干部子女证明了这一点，他完全被洗脑了。
实际上，去北京的那拨人于66年-76年回到了西藏，干了破坏西藏的事情。由于我很早就流亡海外，和他们走了不一样的路。
故事的转机是1962年的秋天，当我在被窝里醒来时，父亲突然回国了，我父亲的突然回归是一个家族流亡之旅的开始。
我吃早餐，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但是母亲告诉我说“不要告诉我老师爸爸回来了”，作为旧藏仆役的父亲，（中共）一见到他就会把他抓走。我想，我父母那时起就已经决定流亡。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突然消失，追捕者就会跟上来，正好，我在学校跳绳时摔断了左臂，这成了很好的借口，由于藏尼边境有一个温泉，我告诉学校需要去那里接受温泉治疗，带好了够用一到两个星期的衣服和食物，父亲做了伪装，母亲带着妹妹离开了家。
路上，我们唱着中国国歌和中国民谣，住着父亲安排的私人民宅，10天到两个星期左右抵达了藏尼边境。
在越境的前一天，我们躲进了山洞里，第二天晚上月光正亮时，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口，抵达了尼泊尔。这时父亲说“你不要唱中国歌曲了，我们不是去温泉，而是去印度，能吃上美味香蕉的国家哟！”我父亲把帽子一摘，改唱西藏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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