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

《产经新闻》专访流亡日本的藏人医学博士次旺(2)

当我越过边境进入尼泊尔时,周围的环境郁郁葱葱的,让我感觉到气氛更加开放,一家四口都期待开启新的生活。

然而,当我到达了连接印度-尼泊尔-西藏的“盐路”时,看到父亲让我们居住一段时间的房子非常破旧,一下雨,房子就漏水。

当年西藏的日喀则的房子里有佛堂,即使我出城,我也可以看电影。日喀则是一个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商业城市,与印度的贸易繁荣,它今天应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即使是在一个充满洗脑教育的中国学校,如果我认真学习,我本应该去北京,但尼泊尔没有学校,前景黯淡。

在尼泊尔住了3个月后,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茨旺一家决定搬到印度,去了大吉岭。

初到大吉岭时,一家身无分文,只好进入达赖喇嘛兄长的妻子开办的难民营,我父亲是旧藏公务员,凭着这个人缘,它帮助了我们一家。

在难民营中,我父亲当厨师,每天准备饭菜,洗碗碟。母亲在丝线厂工作。我很震惊,过去母亲在家乡生活优雅,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家四口和他人合住,虽然有隔间,但必须面对两家人合用一盏灯泡的现实。

不过在学校,我不用再接受洗脑教育,可以学到藏语文和数学,在那里,我不必再接受洗脑教育,也遇到了同去日本留学的伙伴们。

次旺(右二)的学校制服照,摄于1964年

做出去日本留学的决定时,家人没想多少就同意了。赴日留学的朋友中,丹增久美与我一起毕业于埼玉医科大学,目前在埼玉开诊所。久美旺达学习了日本柔道,目前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的保卫人员,跟着他全世界走动。大学毕业后回到印度的多嘎菩提在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工作,负责两国文化交流。具有领导力的白玛甲波成了政治学者,在拓殖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担任教授,为解决西藏问题持续活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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