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无声的斗争

（博主注 嘉央诺布的这篇文章是对四水六岗领袖宗喀拉莫次仁自述《抗暴救国》一书做的序，原载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事译丛”翻译本中，原书由王贵从藏文翻译到中文，嘉央诺布做的序由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罗莉由英文翻译到中文） 

1971年六七月间，当我第一次到达木斯塘噶桑（Kalsang）抗暴总部时，惊奇地发现那里居然有个图书馆。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面也只有几本书和一些如《知识》月刊和《西藏自由》之类的杂志。但对于原本以为要在地洞里或者帐篷中生活，靠拆卸来福枪消磨时间的我来说，这绝对是个惊喜。这个图书馆是拉莫次仁的杰作，他甚至亲自设计了一栋小房子和屋外的花坛。院子四周围了一圈木栅栏，傍晚空闲的时候，我们会坐在以木栅栏为靠背的矮凳子上，喝茶，赏花，仰望若隐若现的吉尔吉里大山脉。

创办抗暴杂志《觉悟》也是拉莫次仁的主意，编辑是一个从葱姆（Tsum）来的叫做占堆（Damdul）的机灵的年轻人，他的翘鼻子和刺猬头让人想起狡猾的道奇。我对这份报纸的贡献就是从BBC国际广播上收集一些新闻故事，偶尔自己也编撰一些。报纸是用油印机印刷出来的，藏语里叫做南巴（Numpar）。当基士得耶复印机在烈日下暴晒一到两个小时，等到滚轴和机器烫得不能再碰的时候，我们的“抗暴之音”就完成了。热量使得墨汁流淌地很顺畅，每次我们都能看到完美的印刷品出来。拉莫次仁还为年轻的抗暴战士们修建了一所学校，校长是原藏军警卫团的团长，他把一群充满野性的牧民和康巴汉子训练得非常警觉。我给他们教授算术、英语和尼泊尔口语课。有时候，我也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震惊世界的解放运动，他们非常喜欢听。

一天我在图书馆里拿起一本英文版的《孙子兵法》，后面附有毛泽东关于伏击战的文章节选，看到每一页的空白地方都用铅笔写满了中、英、藏文注释。我通过某种方式发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拉莫次仁在勤奋地做功课。当然他还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学习。他总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训练和晨跑，等其他人都开始训练的时候，他又同他们再训练一次。他是个特别温和的人，我从没见他对任何人发脾气，从长官到特工甚至普通士兵，他都一致礼貌对待。

回想起来，我欠拉莫次仁一个给我机会加入抗暴运动的人情。作为一个男孩，我的几次尝试都被拒绝了。有一次，我甚至以一种不太明智的方式，跑去找抗暴救国运动的主心骨、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我去到他在高尔夫林克斯（GolfLinks）的德里公寓，请求他让我加入。他笑我幼稚，把我打发回家了。两年后我在达兰萨拉碰到了拉莫次仁。他终于接纳了我，甚至称呼我为“Semshuk”（智囊，泛指爱国、忠诚、机智和热情等众多意思）。但我不知道当时的拉莫次仁已经深陷麻烦之中：美国中断了对抗暴军的支持，主人嘉乐顿珠也离开去了香港，他可能并不需要像我这样一个空有热情却毫无经验的麻烦。从他谨慎的思维中，我受益匪浅。他定期托信使给我捎来《时代》和其他一些杂志。我只是木斯塘一个普通的志愿者，他肯定感受到了有着相对优越教育背景的我，会厌倦生活在这大山之中。我写信感谢他并告诉他我对营地及其他一切的良好印象。多年后，翻阅他的文章，看到我写给他的信保存在那个时期的文件中，我异常感动。

大家无一例外地都非常尊敬拉莫次仁。而且我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活着的抗暴领导者，包括达赖喇嘛的各个都要受人尊敬。当然也有诋毁他的人。早些时候，有一个小的脱离组织的木斯塘派系在前一任司令的带领下离开了。这个司令叫巴巴益西（Baba Yeshe），曾经在流亡政府中分裂了整个卫教军组织。这些支持益西的派系指控拉莫次仁是中国人，依据是达赖喇嘛的家人在交谈时说的是西宁方言，称呼拉莫次仁为“白先生”，这是他在一所中国的学校读书时所起的中文名字。

拉莫次仁于1924年出生在安多塔尔寺（Kumbum）附近的斯纳 纳噶仓（Sina Nagatsang）村，属于中国穆斯林（回族）军阀马步芳的管辖之下。纳噶仓距离达赖喇嘛的出生地祁家川“塔泽”（Taktser）很近。中国的移民从明朝开始宣称进驻安多地方，在纳噶仓，中藏家庭比例是50比2。拉莫次仁8岁之前一直呆在塔尔寺，之后开始进入本地的一个叫做汝萨（Rusar）村的中文学校念书。小学毕业后，他进入西宁市的师范学校学习，直到毕业。

他毕业之时正好赶上中日战争，于是他很快被征召入伍，加入了中国独立军团的青年自愿军。在他还没来得及参加战斗时，战争已经结束。于是他去南京蒙藏学校进修。1945年，他在南京遇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那时他正好也在南京学习。于是拉莫次仁成了嘉乐顿珠的帮手和密友。

1949年，共产党的部队攻占了一个又一个主要城市，拉莫次仁和嘉乐顿珠从南京逃往上海，嘉乐顿珠继而去了香港，留下拉莫次仁在上海收集银行汇款。汇款没有及时到账，共产党的部队就攻下了上海。他给我讲述过当时的场景，生动的描绘让我想到了童年时期在一本老杂志《生活》上看到的关于那段时期上海的一些老照片：惊恐至极的、穿着套服和传统长衫的男人们和穿着旗袍和女帽的女人们拼命地推推撞撞地往一家上海银行门口挤；衣装不整的国民党官员带着他们大堆的行李，和那些绝望的难民一起守在火车站，等着一列也许永远也不会开来的火车；当然也少不了被抛弃的孩子们。拉莫次仁在上海沦陷的前一刻侥幸逃脱了，他和另外一个藏族人逼迫一个本地渔民用船把他们送到一个公海港口，搭上了最后一班前往香港的轮船。

他住在噶伦堡，一个印度边境小城，印藏羊毛交易中心。1952年2月，拉莫次仁陪同嘉乐顿珠回到拉萨。这是他首次到达西藏首都。在此，他能够看到并经历中共入侵西藏的第一手材料和全过程。4个月后，嘉乐顿珠和拉莫次仁离开拉萨返回印度。1954年8月6日，嘉乐顿珠和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以及江吉堪穷洛桑坚赞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幸福事业同盟会”。拉莫次仁是主要的管理人员。“西藏幸福事业同盟会”的任务就是反对中国的入侵，在国际上宣传西藏局势，以及在祖国西藏开展地下活动。

1956年，CIA决定援助西藏抗暴救国运动，他们的主要联系人就是嘉乐顿珠。1958年7月，拉莫次仁秘密地带领一个由11名藏人组成的团队去了美国。他们先是在一个秘密基地接受训练。拉莫次仁也在华盛顿接受了情报工作训练。美国人开始并没有告诉藏人他们是在哪里接受培训，但是拉莫次仁后来想办法知道了。1991年，他在一次访谈中告诉了我他是如何知道的。

“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培训的地点。那不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但是有大片的森林。为了弄清楚，我去厨房帮忙。我们每天的生活所需是从城里买回来的，钱和收据也会一起送过来。一天我偷偷地瞟了一眼收据。商店的名字下方有一行字：'里士满（Richardmon，VA）'。我知道了，我们在弗吉尼亚。”

1959年8月，拉莫次仁回到了印度，在大吉岭建立了一个情报工作站，主要的功能就是联络CIA和从印度与尼泊尔发出的关于各种抗暴运动的情报，包括空投到西藏的电台小组，经陆路的电台小组，还有1960年始于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抗暴军。四水六岗卫教军患病的领导和抗暴运动毫无争议的领导人——恩珠仓 贡布扎西（Amdugtsang Gompo Tashi）（1905—1964）在大吉岭康复了。他以一种颇具意义的姿态把四水六岗的旧军旗授予给了拉莫次仁。这面军旗是1958年6月他们在山南（Lhoka）地区的哲古塘（Driguthang）建立基地的时候，第一次升起的那面旗帜。老人还把自己的勃朗宁手枪和60发子弹给了拉莫次仁。1959年，孤注一掷的西藏政府在隆子宗授予他扎萨（Dzasak）头衔，授命其担任全藏军总司令时，他还将自己的私人印章交给拉莫次仁管理。

从1964年到1974年，大吉岭办公室的活动扩展了，又建立一个三联办公室，基地在新德里。拉莫次仁在西藏方办公室担任职务。该办公室的主要活动包括木斯塘抗暴军和在西藏收集情报等任务。随着尼克松访华发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信号，CIA在1969年终止了对抗暴军的支持。中国开始对尼泊尔政府施压，处理尼泊尔境内的西藏游击队。

1974年，拉莫次仁在尼泊尔被捕，尼泊尔政府以此为筹码要求解散木斯塘游击队。但是他拒绝合作，并想办法给游击队传递信息：不用管他。最后，达赖喇嘛给游击队发去信息，命令他们放弃武器。随着游击队的投降，拉莫次仁和其他六个藏人被关押在一个大牢房里。在此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泄气，尤其是被当局仍在一边，还无限量地供应白酒。在1991年的访谈中，他告诉了我们这段入狱经历：

“我告诉其他人，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自己，就很难逃生。我建议我们每天按照严格的作息行事。大家都同意了。我写下每天的活动，把它钉在牢房的墙壁上。我是这样写的：6点起床后祈祷，8点之前锻炼，然后早餐。9点开始学习英文、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不怕没有老师，监狱里有不少从被禁止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团体来的律师和老师。我们这个监狱里有一百多号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尼泊尔的前任总理也会到我们监狱来。”

“监狱里也有西方人：吸毒的，嬉皮士，还有触犯了尼泊尔法律的背包族。有个叫杰夫隆（Jeffiong）的人，在《落基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他和木斯塘军在加德满都监狱的回忆录，题目就是：追随旺堆（Wangdu） 从寻找西藏游击队到科罗拉多CIA秘密营地。”

“午饭后我们打排球，一直到三点的下午茶时间，之后的时间自由支配。小扎西常常会放风筝，他来自拉萨，阿楚（Ngagtmk）和白噶（Pega）象棋下得很好，也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善于用脑，一起背诵”度母颂“（Praise of Tara，译者译为”塔热颂“，实为”度母颂“，博主在此改动）至少10万次。我们没有那种精神，我们的专长是幽默。热让（Rekra）非常诙谐，总有讲不完的趣事和笑话。不过乡城居美（Chatreng Gyurme）更擅长编奇怪的故事，吸引大家，挺奇怪的，我们的狱警和尼泊尔囚犯总是被我们牢房里不断传出的笑声感到困惑。”

“所以我们总是很忙碌，从来不觉得乏味。实质上，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写作。期间读过一本《里昂 尤里斯的出埃及记》，被犹太人为独立国家而战斗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样井井有条地生活直到离开监狱的那天，每个人都很健康，精神也很好。若不是这样，后果不堪设想。不少人在监狱自杀了。”

“我们的教育计划很成功。除了我，大家的尼泊尔语和印地语都很熟练。我很遗憾我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我们的尼泊尔语老师一起分享我们的食物和茶。他们则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教授我们法律知识，给我们写请愿信，帮助我们做抵抗的准备。因为这儿的很多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有很多朋友服务于各地的政府组织，所以他们能弄到那些有关我们这个案件的文件，复印之后偷偷带进监狱来。”

“有一天，被监禁的尼共领袖玛诺汗 阿迪卡里（Mannohan Adhikari）（他后来成为尼泊尔总理，于同年的4月26日去世）特地来看望我们，并且和我们谈了很久。他必须征得内政部的同意才能来和我们接触。奇怪的是，内政部居然同意了。阿迪卡里没有谈论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之间意见不同。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本上是兄弟。他忠告我们，如果我们只是仁慈地等待，那么我们就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他给我们建议了很多推动案件进展的方法，并强调不要小看哪怕一点儿的有利因素和外交最重要的联系。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不要太在意尼泊尔政府关于'康巴匪徒'和'暴徒'的宣传。要记住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战争年代，不幸的事情总是在发生，但那就是生活，我们不能灰心丧气。在他离开之际，他说他对我们有个私人的请求；请我们保重，保持好的精神，好的身体，永远不要失去希望。所以我们按照约定行事直到离开监狱的那天。1980年12月，我们被释放了。”

拉莫次仁在失联7个月后突然回来了。尽管他之前的工作重要性关乎着一个国家，但他的角色准确地说没有被认定为一个政府官员，通常情况下他被称作尧西仲译（Yabshi Drungyik 即 达赖喇嘛家族的秘书）或者荣誉秘书（达赖喇嘛的秘书）。在这段时间里，他直属于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从1981年4月10日到1985年10月1日，他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治安部秘书长；从1986年到1993年8月8日，任西藏流亡政府治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3年8月9日到19996年6月3日，被选为治安部部长（噶伦）。我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机密情报也不知晓。这一时期内，拉莫次仁的活动是被存档几年后才能取出的，但是他又可能在西藏安排了行动。我是从一个从西藏来的新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他在比尔（Bir）教英语，以前我们是朋友。这个年轻的康巴汉子，我怀疑他又被应征入伍了。因为他谈起拉莫次仁的时候总是很敬畏。那些认识拉莫次仁的人有个感觉，出狱后的他完全变了，但所幸的是，他还能像以前那样激发那些特工们的忠诚。

被释放后的拉莫次仁也开始记述他积极参与过的抗暴救国史。这部长达12卷的丛书《抗暴救国》，由达兰萨拉阿尼玛卿藏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第一卷“尊兄嘉乐顿珠少爷的初始事业和鄙人之间形成的政治关系，1945-1959”，于1992年出版。第二卷“有关藏区境内的武装斗争（在西藏的秘密行动）：1957-1962”，于1998年出版。

剩下的几卷中，有五卷是关于木斯塘抗暴军的叙述，有两卷是关于在西藏的地下组织的叙述；有四卷是关于在西藏建立的地下组织和情报侦察组；最后一卷是关于木斯塘抗暴军重整旗鼓的叙述。从1945年一直记载到1988年，已经全部写出，扎西次仁正在编辑之中（博主注：《抗暴救国丛书》藏文版现已全部出版）。

经过长时间病痛折磨后，拉莫次仁于1999年1月9日在新德里去世。留下了他的妻子扎西卓玛，一个儿子丹增索朗，三个女儿：卓玛、德吉央宗和丹增群宗，还有一个养女次仁央宗。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把这部分留到了最后。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来写，或者是因为我不知道读者看到了拉莫次仁正直的一面后如何反应。在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在我们的宗教和社会都已经被腐败侵蚀的时候，人们会意识到拉莫次仁的诚实和正直几乎是个错误。甚至在担任治安部长时期，他仍然乘公交车去新德里，家人们还得担心他的安全。在他工作期间，成千上万的秘密资金从他手上经过，没有一分钱被滥用过。退休时他孑然一身，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他的妻子靠做小生意赚取一点生活补贴。

尽管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敬业，最谨慎，组织性最强的一个人。但是他在工作中缺乏必要的残忍，偶尔也给他招来了微词。必须承认的是，他确实有两面性，有点类似于约翰 喀雷（John Carr）笔下的乔治（George Smiley）；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他的温和与对人的关心，才得来了那些特工和战士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文人学者们几乎都被揪出来打倒，有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告诉我，“没有官员的允许，任你插翅也难逃”。而在那样一个紧张的年代，拉莫次仁却在拉萨安置培养了一个间谍多年。

我只是在抗暴期间做了短暂的停留，不能说与拉莫次仁存在或分享同志之间的感情。但是，我代表所有木斯塘抗暴军的普通战士说，能认识他是荣幸，能在他的跟前工作更是幸事。

                                                                                                 2007年12月27日  

                                                                                                             嘉央诺布

韩国报纸《京乡新闻》文章：“禁地” 西藏之行

 注：2020年10月，中国政府安排了“外媒赴藏采访团”前往位于西藏自治区的数个地区进行考察采访，据了解，有11家外媒参加。这篇文章由参加采访团的唯一一家韩国媒体《京乡新闻》特派员朴恩京（音）撰写，记录了当下西藏的现况以及藏人的心声。博主特将其翻译成中文，原稿分为两篇在京乡新闻发表，翻译时合并为一篇。

从北京机场起飞的飞机，经过4个半小时，就来到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中国人以“西边的藏宝库”称呼这里为“西藏”。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是军事重地，也拥有丰富的铀，铜，石油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极高的环境与文化价值。

在中国政府的招待下，14日至20日，一周的时间内，记者团走进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四座西藏城市进行采访。参加者有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彭博社，俄罗斯的塔斯社，日本的共同社等11家驻华外国新闻机构。韩国媒体当中，《京乡新闻》是唯一一家。

中国政府的公报说，2月中旬以后，西藏自治区仅发生一例新型冠状肺炎病例。西藏的传统建筑杰作布达拉宫里游客热闹非凡，接待前往拉萨市游客的酒店生意兴隆，形形色色的玛尼堆覆盖着五色经幡，沉甸甸回转的转经筒唤醒了西藏宁静的早晨。

然而，一片和平的景象并不是西藏的全部。因为西藏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国政府在此实施特别的管制。尤其最近，美国高强度介入西藏的人权，宗教问题，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进行采访和大量的旅行已经事实上不可能了。中国政府为了使得外界了解其脱贫的成绩。经过数年才批准了这一次采访申请。

（布达拉宫前站岗的军警 朴恩京摄/京乡新闻）

探寻争议之地的现场

19日，我们访问了西藏的职业技术学校。位于林芝巴宜区的这所学校，是西藏12个职业学校中的一个。最近，西藏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因其不好的名声，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去年九月的报告说，有50万西藏农牧民，在2020年1月至7月之间，接受强制性的军事化的训练，传统的农牧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者。据报告说，培训的科目包括“业务规范，汉语，业务理论”。

当时，中国政府辩解称“对农村劳动者的再教育，是缓和贫困问题的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年内解决极端贫困的问题”，因此贯彻了这个政策。

带着这个问题，该学校透过京乡新闻第一次公开了内部的情况。首先从面积来看，该校的占地面积就使得参观者感到压力。教室和宿舍的占地面积达13800平方米。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为了扩建这所学校，财政资金投入了5400万元人民币。现在，这所学校可以收容4000人进行大规模教育。

赖映浩校长说“今年秋季登记入学的学生，一共有2191人，其中，藏人学生有2177人，占99%”。这所学校的教育体系与韩国的“特性化高等学校”（韩语的“高等学校”的意思是高中，译者注）类似。为因应林芝市观光产业的服务业人才需求，在此开设集中培训学校。开设的科目有观光产业，文化艺术，汽车等11大类。

（林芝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生向外媒记者展示中国茶艺 朴恩京摄/京乡新闻）

是强制的吗？

与学生的交谈中，他们强调是自愿入学的。入学之后，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得以提高。在教室里学习咖啡技艺的18岁学生噶玛斯多说“通过学校考试后，我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导游。入学之前我只能和父母用藏语对话，入学后，我的普通话水平大大提高。”记者了解到，汉语教学时间每周15个小时，而藏语教学时间是每周2小时。学生在宿舍住宿，24小时处于学校的管理之下。西藏的农牧民子女，通过学校教育，成为旅游服务业的从业者。

中国也对西藏农牧民实行短期教育，除了民宿经营，观光产业，汽车，电脑技术也成为他们就业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脱贫）指标制度，我们记者提出了是否强制实行教育的疑惑。

李文琼书记说“在全部项目中，入学的学生都不是强制，而是自愿的。自愿的学生很多，没必要进行动员。”一部分学生说“他们前往山东省学习过三个月的电焊技术，然后回来的”。回来之后，他们即将前往川藏铁路的建设工地。政府工作人员说“迄今为止，受到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累计达到60万人，占全体人口（350万人）的17%”。

也许脱贫了

中国明确了今年年末把农村贫困人口降低到0的任务。西藏是中国内部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中，唯一的省一级区域。西藏能否成功脱贫，关乎着中国脱贫任务的成败。中国政府为实现脱贫，对农牧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行职业技能培训。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中学三年级学生索朗旺姆一家，因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全家搬迁到海拔低的地方。曾经在山上放牧的父母也改变了职业，父亲成了保安，母亲成了保洁员。堆龙德庆的波玛村，是农村人口向拉萨市迁移定居而形成的定居村之一。自2016年100个家庭403人迁入以来，现在已经增加到544个家庭1762人。村民的劳动方式，从以农业为中心的变为以产业化集体化的工业式劳动方式。

然而，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吗？藏人的语言，宗教，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和中国主流民族汉族不一样。藏人在巨大的生活变化下，对自身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保存十分重视。以”脱贫“的名义下，中国政府实施的政策，对一些藏人来说是身份认同的伤害。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使西藏文化蒙受伤害的疑惑，以前就有。与西藏观光产业和铁道建设相关联的职业技术学校的疑惑，难道是偶然吗？

（西藏扎什伦布寺前转经朝佛的信众 朴恩京摄/京乡新闻）

以住房、就业、升职为胡萝卜，肃清藏传佛教影响

18日，记者参访了西藏第二大城市扎什伦布寺，早晨时刻，穿着西藏传统服饰的数十个佛教信徒向寺院五体投地叩拜，问一名中年女性在祈祷什么，回道”孩子的幸福“。在藏语中，扎什伦布寺意为“吉祥须弥寺”。

对于藏人来说，佛教既是信仰也是生活。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书说，藏人中91%的人信仰佛教，然而，中国1951年与西藏签署《17条协议》使西藏并入中国以来，西藏的佛教急剧衰落。藏传佛教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被推进着”宗教中国化“政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前的8月29日于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表示”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实际上，中国的宗教是实行阶段性地，精心地管理。特别是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关的痕迹进行消除，是进行了相当多的工作。14世达赖喇嘛于1959年西藏抗暴失败后，前往印度达兰萨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进行非暴力的独立运动。然而中国政府指责他是”分裂主义者“。

记者于当地见到的藏人，与他们一谈到达赖喇嘛，他们就感到不安，都说不了解。在日喀则见到的一名女性说”关于达赖喇嘛，我不知道，我父母知道”。西藏自治区拉萨至日喀则的高速公路旁的大型看板上写着“十四世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政客”。

中国当局声称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现场的党干部说“正常的宗教活动是许可的”。然而，这只是容许个人层面的宗教信仰，对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是严格的限制。而且，当局以经济利益制定间接性的反宗教政策，

拉萨当雄县一位村书记说“我们没有强迫信仰浓厚的信徒放弃宗教信仰”，“然而由于党的政策带来的经济上的恩惠，例如分配住房，我一再向村民们宣讲，解释”。该村庄在中国的脱贫政策下，在2017年，有683名从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迁入的村民生活。住宅和迁移费用都是中国政府承担，通过经济的融合政策，弱化民众的佛教信仰。

因为入党能带来就业升职的恩惠，这一政策对藏人来说起到了脱离宗教信仰的效果。在日喀则一家工厂上班的琼说“在大学入学之前，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大学里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在学校里他决定入党，入党对就业有帮助，于是他远离了宗教。共产党员严格禁止宗教活动，琼的父母都放弃了宗教入党。他说”考虑到将来，有个信仰的心的话就好了“。

在林芝见到的一位女性说”以前党员进行秘密宗教活动，然而因今天的智能手机，这不行了，因为智能设备可以监控你的网络搜索记录，也可能把握你的位置”。她还反问说“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做错了事，失业时能进行宗教活动吗？”，当问及她对藏传佛教未来的看法时，她回答“没办法”。

瑞士温特图尔《信使报》介绍海外藏人慈善家杰素丹珍的人生历程

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波及海外，流亡藏人也难以幸免，瑞士籍藏人慈善家杰素丹珍女士于今年5月不幸罹患新冠肺炎离世。为了让华语世界的读者了解她的一生，本博客特翻译瑞士温特图尔出版的《信使报》对她的介绍文章。

（年轻时的杰素丹珍 来源：纽约时报）

（杰素丹珍和她抚养的孤儿们 来源：外交家）

当你想在西藏做些什么，你需要耐心，要经历许多交涉和仪式性的谈话。杰素丹珍于1990年代在西藏首府拉萨附近的村庄建立了儿童村，她起初收养7名儿童，以养老金安置他们。直到今天，这座建筑上仅剩下初建时留下的东西是一位高级官员的题字。

而建造这座建筑仅仅需要剩下一位高级官员的批示时，这名官员却消失了。他几天都没有出现，然后，杰素丹珍开始寻人，并在一家餐厅找到了他。她站在官员面前，大声说话，这位男人很尴尬，因为是公开地被一位女性训斥。

瑞士温特图尔记者Tanja Polli在一本书中描写了这位勇敢而富含激情的女子的故事。这本书基于许多访谈，一个详尽的如同报道文学的新闻报道，看了这本书，你会感觉到Polli在写这本书时，每一个句子都散发着悲悯。

逃离西藏，移民瑞士

谈到杰素丹珍的传记，不得不谈到她的丈夫洛桑和两个儿子松赞和嘎登，他们生长于Rapperswil，他们是一代流亡到瑞士的西藏人的缩影。1963年起，瑞士联邦决定收留藏人难民，现在已经有2500名左右的藏人生活在瑞士。1967年，后来成为杰素丹珍丈夫的洛桑 杰素也来到了Tösstal（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村庄 译者注），他当时是一所纺织厂的装配工人。

这篇报道起于杰素丹珍离开西藏，一场在难民营于学校中的艰辛旅程，她从西藏流亡不丹和印度，经慕尼黑抵达博登湖附近的Pestalozzi村。当杰素丹珍抵达那里时，大约12岁，她被收养，也见到了达赖喇嘛。在Wahlwies，杰素丹珍接受了西方人Ruddf Steiner的教育，他的教育倡导自由与个人主义。她也接受西藏佛教教育，非常严格，她没有过自己的生日，而是坚持过“洛萨”（藏历新年）。杰素丹珍起初爱上一个德国男人，但是藏人老师不允许她再接触那个德国人，因为同外族人恋爱违背了藏人的传统。

年轻时，杰素丹珍一步步从助理护工成为一名护士，和年长她14岁的洛桑杰素结婚。此时，洛桑杰素成为了电子厂的工人。在婚姻选择上，杰素丹珍由不得自主，因为她的上师认为她的未婚夫非常好。在婚礼上，杰素丹珍邀请了全瑞士的流亡藏人。

                              回到故乡

当松赞和嘎登出生后，一家人获得了瑞士国籍，初次有机会出国。1989年回到故乡时，他们感到震惊，特别对她的儿子。西藏很难找到厕所，脏乱，还有无休止的身份证查验。夜里没有光，漆黑一片，没有电视。一年后她再次回乡，为洛桑死去的父亲祈祷，当时她邀请了两名流浪儿童吃饭，从此走上了慈善之路。

1993年起，杰素丹珍在距离拉萨20km的堆龙村启动了她的慈善项目，她表示“这个项目最初其实得到的是基督教慈善组织的支援，因为富裕有权的藏人并不想到直接去帮助外面的小孩，而是去把供养奉献给寺庙，以求得善果。”

在传记叙述的开端《和政府跑马拉松》一章，讲述了杰素丹珍为了挑选符合资格的孩子，以及忘我的工作而影响了她身体健康的往事。杰素丹珍夫妇忘记了对个人财富的追求，摆脱了对世俗的执着。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被迫与中国人合作，所以被瑞士流亡藏人所排挤。这些内容，是这本书最耐看的部分。

这个报道作品也讲述了一些难忘的事，内含四十张照片。也讲述了她自己的孩子因为杰素丹珍的选择而在瑞士过着没有妈妈照顾的生活。她子女的人生虽然孤单，但相对自由。书中也提及了杰素丹珍经历的瑞藏两地文化差异。该书也透露，杰素丹珍曾为了保育院得到资金支持，而前往法国图卢兹旅行，当时，达赖喇嘛正在图卢兹对信众讲法。当时她真的很冒险，因为她没有定计划如何去哪儿，也没有带够足以在图卢兹过夜的钱。然而，这一旅行却取得了意外的收获。

善果累累，亦有忧愁

几十年过去，杰素丹珍已经帮助了300名儿童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她仍然与许多受帮助的孩子保持着联络。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她有时忘记了往日的故事，就向孩子们发语音消息查询细节。然而，书的末尾处流露出忧伤——堆龙儿童之家已于2015年被国有化，次年，杰素丹珍在云南藏区香格里拉的慈善项目也经历了痛苦。

杰素丹珍之子嘎登，与瑞士一位财富管理专家结婚。他的兄弟松赞，在云南香格里拉建立了一座啤酒厂，生产“黑牦牛”啤酒出口美国加州。

奥地利《标准报》专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

                             （洛桑森格接受奥地利报纸《标准报》记者采访照片）

中共自1950年代起统治西藏，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西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洛桑森格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西藏流亡政府司政，他不寻求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寻求宪法框架下真正的自治，他在维也纳对150名藏人说“我是世界上报酬最低的总理，却要处理世界上最困难的一系列问题”。在和《标准报》记者的谈话中，他谈及了对下一任达赖喇嘛的挑选，以及对西藏疫情的恐惧。

（以下访谈内容，标准报简称“标”，洛桑森格简称“洛”）

标：新冠病毒已瘫痪了大半个中国，西藏受影响了吗？

洛：迄今为止，藏区已经有150病例了，大部分感染者是中国人。仅有一位藏人家庭受到感染，中国政府在2月24日藏历新年时，停止了所有的庆祝活动。紧接而来的310抗暴纪念日，西藏被全面封锁，今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封锁西藏，我们担忧藏区医疗条件不如中国其他地区，如果大流行，那么危害性极大。

标：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以祈祷来对抗疫情，这是现代民主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洛：祈祷当然不会痊愈，这个病毒攻击你的免疫系统，作为佛教徒，人们相信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相联结的，科学家也说思维和平与镇静，人们能很好的入睡，这对免疫力很好，灵力上的祈祷对免疫系统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冠状病毒制造了恐惧。但是，我仍然呼吁多洗手，戴口罩。

标：维吾尔问题已经占据舆论头条数个月之久了，西藏听不到多少消息，为什么？

洛：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过去60年的处境，许多人，包括奥地利人说“你的处境很糟糕，但你是一个例外啊。”人们在道德判断上忽略了这个例外，但是现在的维吾尔，紧随其后的香港和台湾，都证明了西藏不再是一个例外。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你在要解决的是中共的体制，西藏的镇压是体制性的，这一体制也是新冠病毒扩散的根源。

标：西藏抗议的一种形式是自焚，你对此立场如何？

洛：我们正在劝民众远离自焚，154名自焚者中的第一位产生于2009年，现在越来越少，我认为人民听从了我们的建议。但是你要理解他们，如果你和平抗议，你会被关押在距离你家乡300km的拘留营好几年，许多人就死在那里。家庭必须走很远来探视他，孩子也骨肉分离，这是为什么藏人会引火自焚，自焚者想“我会死得很快，也保护了绝望的家人”。

标：你在流亡社区成功连任，你对（流亡）西藏的合法性有何建树？

洛：达赖喇嘛在2011年政教分离，他放弃了政治权利，因为他想要民主制。这就是我政治地位的来源。境内藏人无法投票，但是我听到有许多唱着我名字的歌曲，境内藏人也在寺院中为我祈祷，我认为许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的地位有合法性。

标：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具体程序是什么？

洛：通常，转世是由代表们的帮助下完成的，迄今为止，这一程序都在西藏境内完成。在流亡社会，现在有三种方案——1.转世  2.由高阶喇嘛生前指认 3.重生

标：理论上说，达赖喇嘛可以“点化”其继承者吗。

洛：只有达赖喇嘛可以决定，他说近期他会留下手谕，他会表明哪个喇嘛会在寻访班子中，或者他会说“这个和那个是我的化身”。

标：他什么时候写手谕？

洛：他说，他会在90岁的时候做决定，流亡宗教领袖做出决定——只有达赖喇嘛能决定他的转世，其他人无权干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山姆布朗巴克也同意，他人不能干涉此事，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高阶喇嘛们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无神论的中共无权干涉此事。

标：但是中国仍然会选一个自己的达赖喇嘛。

洛：是的，自2007年，中共确认“祖古“（重要喇嘛的转世者），必须由中共来认证，这非常可笑，因为自那时起，中共发放了大约1300个活佛证，其中的腐败非常深重。因为藏传佛教传统中，只有500-600个转世祖古，而中共现已核发了1300个活佛证。

标：这些“祖古”被藏人承认吗？

洛：中国政府在西藏毫无可信度，1950年早期侵略西藏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毁灭寺庙，现在他们又想选下一任达赖喇嘛。尊者曾说过“如果你们真的在意我的转世问题，不妨先找找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在哪里”。

标：关于真正自治和独立的不同声音，你怎么看？

洛：（独立）是不现实的，首先从现实出发，如果藏人行政中央寻求独立，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支持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支持“一中政策”。其次，中间道路，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从战略角度来说是明智的。我能自由地前往世界各国旅行，但是台湾总统不行，为什么？中国说台湾谋求“台独”。

标：藏人在欧洲的处境越加困难，法国巴黎有700藏人的难民营近期被拆除，藏人行政中央能做什么？

洛：这是法国的特别的案例，藏人住在帐篷里，到NGO寻求身份和社会援助，这很悲哀，但是如果藏人中有十个人这么做，那么所有人就会效仿。

标：许多藏人在印度失业，你能做的是什么？

洛：如果你想在印度工作，问题是什么工作，我们尝试授予奖学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取得学历，你就能获得工作。

标：你将来能回到西藏吗？

洛：很快的，我们总是相信能很快回到西藏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坚守希望的方式，在1988年，很多欧洲人不敢想象第二年自己就获得了自由，或者几个月后柏林墙就塌了，以及曼德拉获释等等。人们曾经在爱尔兰互相残杀，随后就有了星期五协定，许多大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过去生命中，所以我们总是相信，我们会是下一个。

（记者 Anna Sawerthal, 2020年2月16日发自奥地利维也纳）

藏人致抖音的一封信——请不要再“仗势欺人”

5G时代即将来临，网络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与此同时短视频等视听出版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影响着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方式。而藏文化也将面临着传承方式的抉择，我认为任何文化在保持特色与传统的同时不断与时俱进地发展其传播继承方式。（这就像远古时期我们用做记号、画画等方式记录着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有了雕塑、美术与文字等等新手段。而网络也是一种载体，与这些手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但在类似文中问题面前，我绝不会沉默，我们也绝不能沉默，因为那应该得到尊重。

抖音已经完完全全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截止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已经突破四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如此庞大的公众平台。当然，在这背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而如今的藏民也逐渐熟练运用网络，从中渔利，也深受其影响。目前全世界有将近750万藏族，相对而言这750万用户对于抖音平台来说只能称之为小众（750万相当于4亿的1.8%，同时也是我国的五十六分之一）。这750万人的母语为藏语、文字为藏文。但因为抖音平台的某些不平等的行为，导致我们成为四亿人中的弱势群体，我们无法在抖音平台自由使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为这有我在内的小众群体发声，希望抖音平台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载体。

对于那七百多万人来说，藏文字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藏民族特色与藏文化传承的载体，他们从小接受藏文化教育，且深深爱着自己的文字。而且《宪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各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通讯联系以及社会交往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都受到尊重，得到法律保障。”百度百科中说：”抖音短视频，是一款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作为目前我国最庞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抖音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遵循宪法的规定对待藏文字。



若屏幕面前的读者是藏文字使用者，不难发现以下几种问题。 例如：平台昵称无法写成藏文——编者通过抖音平台，将账号昵称改成几个极为常见的藏文，可没过几分钟便出现了“昵称不可用”的字样。为何昵称不可用？难道这几句简单的藏文有违规之嫌？可官方只有几句简简单单的语句，并未指出为何不可用。；平台内无法发布藏文标题、内容含藏文的视频——我们还进行了一次实验，就是编辑一部即有藏文标题，内容又存在藏文的视频，照样不可传送到平台之上，当然其文字内容也极其简单、常见。对于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我实在不必在此赘述，因为这750000人中使用过该app的人心知肚明。

且这个问题的存在不是一两天，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反馈但终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和改善。抖音平台作为我国最庞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有义务去保障藏民使用藏文的权利！了解此件事情过程中鲜有人认为这关乎各种安全问题。网络社交平台去维护藏民使用藏文字的权利与解决安全问题并不矛盾，反而通过对小众集体的权利的保障更有利于安全事业的进展，同时也有利于平台用户体验的提升。文至此刻，你若还是觉得网络安全与藏文字使用权利相互冲突的话，笔者也只能默认你对逻辑学的无知！网络社交平台保护网络安全的途径应该是加大审核力度，而不是使用“一刀切”的做法，通过侵犯使用某种文字或语言的权利来实现的。根据“保护文化多样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理念更应当去致力于保障各民族使用自己文字的权利。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 。

然而对于藏族青少年对藏语文的态度在《浅谈天祝藏区藏语的传承与保护》中引述的可谓一针见血：“大多数藏族青少年由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本民族语言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学了藏语对以后的发展没有多大作用，学了还不如不学。”（苏晓红等，2018）可见形式严峻，年轻人猎奇、追求时尚等特质，促使他们学习更多的新鲜事物。而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终将走出庙堂，将藏语言文字与时尚文化有机结合，才能跟紧时代的步伐。反观抖音平台对藏语的态度，通过身边一位做娱乐直播的朋友了解得知直播中用藏语成为可能被封禁的因素之一。我们便开始着手研究此事，通过使用私信功能私信了多位藏族主播并想要了解此事，可愿意交流的人数寥寥无几。还好经过努力争取还是有几位影响力较大的主播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此我们对这几位主播表示感谢，经过了解到，直播中说藏语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下方视频为关于此次主题的相关采访视频。（视频在文章最下方）但值得一提的是，抖音平台在对于上传藏语短视频的态度相对宽容，我们能够在此平台上看到各种使用藏语的短视频。

其实不仅仅是抖音平台，其他类似网易云音乐app等也存在侵犯使用藏文权利的现象，我并不明白这些网络平台的用意何在。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在公然挑衅根本大法，讽刺的是，我在抖音直播实名认证的相关条例中发现了明确引用该法的内容的条目。

写到这儿，我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笔者认为平台不会冷眼相待，可能！我为何在此劝大家冷静看待、静候佳音呢？首先这件事并没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人力物力上都需要有所调整才能实现我们的诉求；其次，若是这件事能够被各大网络社交平台认真对待，我觉得藏文化能够通过新媒体网络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毕竟现在在藏区从呀呀学语到雪鬓霜鬟的几乎任何人都能够接受这种短视频传播方式；再者不要因此扯上一些毫无相干的政治问题，因为本文章从始至终抨击的对象都只是个别网络社交平台公司，仅此而已，并无任何暗喻，希望任何人不要过分解读此篇文章；同时双方问题的解决从来不只是单方面的事情，我希望抖音等网络平台始终会和我们肩并肩与此类不公平问题战斗到底，从思想和行动上助力我国现代化发展。

（在抖音无法把网名修改为藏文）

（含有藏文标题的短视频被删除）

                                       （藏族主播谈中国App上母语使用的情况）

藏人因何自焚？ ——以境内外三个不同角度看其综合原因

孙 雁

 自 2009 年二月自焚首次在藏区发生以来，自焚总数在四年后的 2013 年 3 月已达 109 起。倘 若不是在敏感民族地区，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了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群体人命事件，都必定会引 起国内公众及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国内公共话语将自焚事件完全归咎于境外势力的 操纵，影响了全面地去理解自焚发生的多层因素，也导致中国大众及知识界在此问题上的集体失 语。 民间学者王力雄就此评论说，“解开这个难题，或至少知道该怎样面对，前提在于需要搞清 这种广泛而持续的自焚，整体是在表达什么意愿，追求何种目标？ 对此存在不同解读，多数只 是强调某个方面，甚至按需所取。”这番说法不失客观中肯。的确，境内境外对藏区自焚的解释，南撤北辕，争锋相对。前者一味强调外因， 而后者一律怪罪内因，各自都有其局限。 本文首先介绍和评析王力雄本人对自焚者动机的统计分析，其后将他的结论与一位境外藏人学者和一位境内藏人学者的观点相比较。这三个不同的视野各有独到之处，综合起来有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自焚的原因。

王力雄：自焚是无法空等下去的一种行动 2012 年底，王力雄根据藏人作家唯色对每个自焚者情况的记录，将自焚者中留有的遗言做 了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并非所有的自焚者都留有遗言，他的数据只反映了留有遗言这一小部分自焚者所想表达的心愿。必须肯定的是，尽管王力雄在民族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不同，数据也来自其对政府同样持批评态度的夫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认真严谨的，并没有回避不利于境外藏人 和西方观点的结论。 首先，王力雄对自焚者遗言的分析证明了境内外有关自焚的三大流行说法并不成立。第一， 境外藏人包括流亡政府政治领导人都曾宣称，自焚是境内藏人无法忍受目前处境的绝望选择。但 这一点在王力雄分类的 7 项动机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有 19 % （共 5 人），不能令人信服地佐 证自焚是藏人绝望的选择。 第二，境外藏人和国内官方都往往认为，自焚行为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干涉。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中，仅有 4 % （共 1 人）表达了此意，在他归纳的七项动机里远属最低。况且，这唯一的一人还是遗言者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一位网络作家，应该比大多数自焚者更 了解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因此他的呼吁不能说有代表性。此外，大多数自焚者不提国际关注，也 并非出于境外人士的指点。正如王力雄指出的，至 2012 底流亡藏人中共有两名自焚者，只有他们在遗言里反复呼吁国际关注。王力雄认为，这反映出境内外藏人的关键区别：寻求国际社会的 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标，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领导机构的工作重心所在，而境内自焚者并 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第三，流亡藏人还往往认为，藏区自焚者意在谋求“西藏独立”这一政治目标。然而在王力雄的数据里，只有 19% （共 5 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此意，在七项动机中也占很低的比重。 王力雄及其夫人唯色，都是西方颇为信任的藏事评论人。根据唯色的纪录和王的分析而得出的此 结论，一定令境外藏人颇为失望。 那么自焚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在王力雄的数据里比重占前三位的动机似乎都比较抽象：把 自焚“当做一种行为”（占 54% 共 14 人），“祈愿达赖喇嘛”（占 38% 共 10 人），“表达勇气和承 担”（占 35% 共 9 人）。王力雄以自焚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这些抽象表达的背后不乏具体愿望。 如 2012 年的两个自焚高峰分别是有诸多藏人纪念日的 3 月和中共十八大召开的 11 月。王对前一 高峰理解为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抗议，对后一高峰则理解为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 选择这些特别的时候去行为，“体现了自焚者期望他们的牺牲有助于实现目标，而非仅仅只是表 达抗议或绝望。”至于什么目标，遗言里并未具体表达，因此既不能证明流亡藏人所期望的是“独 立”愿望，也不能证明中国官方所指控的是境外有组织的操纵。至于自焚是否真的有助于实现目 标，王立雄认为自焚者自己也并不清楚，但下述遗言较有代表性 —－ “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也就是说，可以把自焚理解为自焚者对现实的消极抵抗。 占比重第二位的动机，“祈愿达赖喇嘛，”似乎正是自焚者主要想表达的愿望。流亡藏人和中 国官方都倾向把呼唤“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口号等同于要求西藏独立。但王立雄则强调这一口号 包含的是宗教情感，需要与政治主张分开：以自己的生命供养达赖喇嘛并超度众生是一种具有宗 教性质的奉献，非宗教人士对此不易理解；它是一种不求功利，只求功德的境界。这一宗教精神 为多数藏人所具有，也构成自焚的精神动力。同时，这一精神动力还需要与国内的官方政策联系 起来理解。由于官方不断向寺庙和僧人施压，要他们谴责达赖喇嘛，反而更促使僧人以自焚这种 过激的方式表达对其宗教领袖的尊重和奉献。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对当局的要求和抗议。 王立雄数据里居第三位的动机是“表达勇气和承担。”其典型的具体阐述有“要为西藏民族 的尊严而自焚，”“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这也告诉我们，如果官方政策继 续把宗教与政治诉求等同，则可能使僧人的反应更加激烈。 此外，王立雄数据里有一部分自焚者在遗言中表达了一些政治诉求（19% 共 5 人）。比如， “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语言要自由”等口号。 但 这些口号都可以与“分裂”的主张切割，而狭义地理解为抗议政府在宗教及文化方面的干涉（如 不予达赖回归西藏，干涉十一世班禅的选择，推动汉语教育）。 比这些口号更重要的，是王立雄文章传达的这一信息：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正转为国内化。在 他看来，西藏问题多年未有进展，从藏人自身的角度反省，原因在于一直把希望寄托于外界—— 境内藏人寄托于境外藏人，境外藏人又寄托于国际社会，进而期望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国 政府让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当今世界，这一策略已走到尽头。在这一背景下，王力雄认为境内 自焚成为“不知还又什么可做”的另类策略，同时也显示了境内藏人的觉醒。 王力雄的遗言分析对我们了解自焚者的动机有一定的意义。从自焚者的个人陈述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的话语和诉求与流亡藏人的区别，即他们限于宗教的情感与流亡藏人的政治目标有很 大的不同。这一区别不仅让流亡藏人失望，也使国内官方对“境外煽动”的谴责显得相对无力。 同时，那些遗言又为境内僧人对本族宗教和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而加分。总之，王力雄的释析意在 告诉我们，境内藏人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境内藏人终于可以自己掌握命运，找出解决所谓西藏 问题的路径。 然而，王力雄的分析没有触及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自焚者是否代表广大藏民的意愿？下面的 两位境外境内藏人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次仁夏迦：教派积怨及对现代化的抗议 1959 年出生于西藏，文革初期出走的次仁夏迦 (Tsering Shakya)，现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藏 学专家。目前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宗教与当代社会研究主席。他于 2012 年底在法国《西藏研究》杂志的自焚专刊里发表文章，分析藏区自焚原因。他认为，藏族民族主 义，或是藏人与汉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距，都不足以解释自焚现象的猛势增长。1 自 2009 年首 次自焚发生以来，大部分自焚事件都与川西的阿坝自治区有关。包括在阿坝自治区以外地区发生 的事件，自焚者也往往来自阿坝地区。更有甚者，近年的自焚和抗议活动几乎都出自格鲁派的寺 庙 ，而且可以具体到阿坝地区格鲁派的格尔登寺（次仁夏迦：33-34 页）。也就是说，自焚并非 是涉及所有藏区和教派的普遍现象，而是一个含特殊地域因素和特殊教派因素的局部现象。 就特殊的地域因素来说，次仁夏迦认为这恰恰是东藏地区（即川藏和青藏地区）比西藏享有 更大的宗教自由而带来的相关后果。改革初期至 90 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年逃往到印度的资深 喇嘛都被允许回来访问或讲课，或参与及帮助修复寺庙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原格尔登寺的首席喇 嘛——格尔登活佛。他后来于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曾任流亡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而格尔登寺 也正是近年来自焚者的主要来源。东藏区的僧人也有相对的自由去印度访问，并在境外藏人寺庙 里学经。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印度的藏传佛教寺庙里，国内出生的僧人不断增加。比如在达兰萨 拉的流亡格尔登寺里，150 位僧人中有 127 位来自阿坝，仅一人出身于印度（其余的来自国内其 他藏区或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而这些有国内背景的僧人自然与他们家乡的僧人和亲友保持密 切的联系（次仁夏迦，第 29，34，36 页）。这也就是说，即使自焚有外来影响，它也来自印度的 流亡藏区，而非西方。而且这种影响更多是宗教方面的。 此外，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这几省的藏区里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藏文化创作的中心从西 藏转移到西藏以外的藏区。各区藏人通过民间音乐，出版物及社交媒体等形式创造了新型的藏族 共同文化，从而也增强了藏族的共同文化意识和认同感（次仁夏迦：27 页）。 就特殊的教派因素来说，次仁夏迦把它归咎于格鲁派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因主要 有两个。一是格鲁派在历史曾占统治地位，属于所谓的皇教，教派内部讲究等级和寺庙传统，因 此它对当今政府对宗教的管制比其他教派有更强烈的不满。二是格鲁派系的所有寺庙至今仍拒绝 接受中国政府选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由于班禅喇嘛属于格鲁派，这些格鲁派寺庙不能像非格 鲁派寺庙那样，可以对政府要求它们承认新班禅喇嘛的压力视而不见。这两大原因使格鲁派寺庙 对中国政府的宿怨和愤怒尤为激烈，因为其核心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比如涉及自焚事件最多的 格尔登寺，它既是藏区最大的寺庙之一，又曾是阿坝地区重要的政治权利中心。第十世班禅圆寂 后留下的宗教领袖真空，目前又因老一辈喇嘛的逐渐离世而加剧。经过文革的老一辈喇嘛，无意 在政治上挑战中国政府，故而专注藏传佛教的复兴。随着这批资深而温和的喇嘛逐个谢世，同时 政府又不断要求喇嘛和僧侣谴责达赖喇嘛，与境外寺庙保持距离，这些都给格鲁派寺庙造成了持 续的紧张和焦虑。 此外，次仁夏迦也如许多西方分析者一样，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西部开发政策加剧了民族 地区的矛盾。尽管国内官方政策总是以肯定的态度大力发展藏区的交通和援助项目，境外藏人和 西方人士却往往把它们看作是同化和融合藏区的手段，认为它们威胁到当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次仁夏迦称，以保护藏区草原环境为幌子的牧民定居工程，尽管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延 长成人寿命方面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加剧了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其长期效益不明。这些社会问 题使当地藏人把牧民定居工程看成政府对他们传统权利的侵犯，对他们生存方式的不当干预。次 仁夏迦引用荷兰学者安德鲁·费舍尔的研究为证。费舍尔在 2012 年 4 月的一篇文章里制作了一 张藏区自焚路线图，图中显示了自焚发生地域与定居工程的吻合。1 尽管目前自焚者中还没有人 直接来自牧民定居的社区，次仁夏迦认为上述路线的吻合毋庸置疑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给当地藏民 带来的焦虑 。 有意义的是，次仁夏迦也承认，尽管藏人的不满是基于他们族权的诉求，但是“藏民族”这 一概念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它正是由中国政府本身“识别”出来并人为地统一起来的。但是经过 政府的创造和固定后，这一“民族”概念已成为当今藏人的民族主义和领土意识的基础 。 川藏籍学者：旧势力的回升与影响 与上述两个体制外的分析观点相比，国内体制内的藏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藏区自焚事件？几 年来我也多次求问一位就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甘孜籍藏族学者。由于他谈的是个人看法，不 希望被误认为代表官方意见，故我在此不署其真名，简称他为“康巴学者。”2 首先，这位康巴学者并不否定王力雄的分析。他认为，虽然王的立意不同，但“并非出于绝 望”、“呼喊达赖与西藏独立等同过于牵强”、“从众心理驱使” 等几个主要结论是客观的， 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同时，他也指出王力雄的分析中有一个关键的疏漏：既然是从自焚者 的角度去分析原因，就不能忽略这个群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者大多是 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家境贫穷且学习又最差，在寺中是地位最低的僧人，为了提升自己名望 或功德，被一些僧人利用、鼓动、甚至直接帮助进行自焚。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这一说法意味着自焚者实际上是一群易受伤害、易受 操纵的弱势群体。 我就以上观点询问了王力雄的意见。王的答覆佐证了自焚者年龄偏小、学历偏低这两点。在 他有纪录的 92 例自焚者中，31%为十九岁以下；45%为二十至三十岁之间；8%为三十至四十岁 之间；8%为四十至五十岁之间；5%为五十岁以上。也就是说，三分之二多（76%）的自焚者在 三十岁以下，这的确是一个很高的比重。王还确认，自焚者中的僧人只受过传统的寺庙教育，而 世俗人中没有超过中学毕业的。但王否认经济补偿是自焚的动力之一。他举例说一个自焚者家庭， 非常贫穷，但是把收到的十来万元捐款，又转捐给了当地学校（电子邮件，2012 年 12 月 19 日）。 其次，这位康巴学者也同意次仁夏迦有关自焚事件限于特定地域和特定教派的观点。他具体 指出，自焚者只来自于藏区 3,600 多座寺庙中的 4 座，属于极少数。而自焚多发的川、甘、青三 省交界的三县七乡，在历史上就属于几不管的部落争斗地区，“无政府”思想历来突出，当年就 因此受到马步芳的严厉镇压。现在因为地处偏远，在各省区里藏区所占的经济总量、区位不同。 在藏区的经济发展思路、资金投入、宗教管理、社会管理的政策宽严不同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 旧势力、宗教旧思想回升，使少数人绑架多数人有了运作空间。相比之下，云南、西藏这些年来 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大规模的旅游济经促进了民族交流和交融。云南藏区从未发生过自焚。 与次仁夏迦相同，这位康巴学者认为正是东藏地区相对宽松的政策，导致宗教势力回升。在 1  年 8 月访谈，9 月电子邮件。2012 年 12 月初北京访谈，12 月电子邮件。 物质生活改善、自由活动拓展、法制对干部手脚的约束，以及境内外信息连通的便利（地方上称 为“政府政策软弱”）等情况下，老百姓思想受各种思潮、特别是境外达赖喇嘛影响增大。其中 最担忧的，就是共产党允许达赖喇嘛回来（达赖要回来的传言很多），天会变，所以许多人想给 自己留后路，许多持拥护达赖观点的僧人也借达赖回来的种种后果威逼、绑架民众，一些地方出现“不种地、不准买卖肉类食品”等响应达赖号召“不与共产党合作”运动的现象，搞得老百姓私下也不得安宁。 至于教派方面的原因，这位康巴学者强调了格鲁派指望恢复传统政教制度的阶级因素。除了 自焚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贫穷年轻的底层僧人，格鲁派势力回升的其他受害者也是普通藏族百 姓。为达其政治目的，在煽动自焚后，一些僧人还不准旁人进行救助，就是为了境外能够看到“刺 激”的画面和民众惊恐……，这里面宗教精神已经被深深亵渎。该学者还称，据了解自焚甚至还 有私下按旧部落方式抽签强制。 与王力雄和次仁夏迦的分析鲜明不同的是，这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因素虽然复杂，但主要还 是受境外以“达赖喇嘛旗号”所做的煽动。在王力雄的统计里，高达 38% 自焚者的动机是将身 体“贡献”给达赖喇嘛（宗教供奉），因此明显看到达赖喇嘛这个宗教符号在这场摧残无知、盲 目青少年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康巴学者问到，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能接受这种“生命供奉”，而拒 不公开谴责和反对自焚，能被视为“情有可原”吗？ 解决问题的出路 王力雄认为，解决所谓的西藏问题需要突破困境，而关键又在于改变由境外藏人包办的一贯 战略，由境内百万藏人成为主体，共同参与“自由与和解”之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认为自 焚代表了境内藏人的“觉醒”和“行动，”尽管目前除了自焚，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样去行 动。一旦境内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们就会活着挺进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 烈火。 次仁夏迦则指出任何方法也解决不了西藏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同其他所有面临分裂主义的 政府一样，对藏区采取两大政策。一是加强监控，二是增加投资以诱导合作与服从。然而这两种 政策都效果有限。加强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藏民对政府统治的接受，而加强监控反而更激起藏族 百姓的受害感。次仁夏迦罗列了当局对藏区之间藏民出入的限制，如数百名四川及青海藏区的藏 人被驱逐出拉萨。东藏区的藏人要进入西藏自治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而汉族移民进入西藏却 不受限制。（其实次仁夏迦文章里也曾提到，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零星自焚事件都由川藏区或 青藏区来的人员所为。这必然是政府限制藏区之间人口流动的原因）。2008年后藏族旅客面临更 多的机场安检，在拉萨机场，他们甚至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检查。次仁夏迦认为，正是此类的歧 视政策加剧了藏族被排斥的感受，导致他们以自焚的极端手段去表达他们的集体愤怒。但是王力 雄的数据则显示，自焚者并非因表达绝望而献身。 相反，康巴学者认为自焚现象的解决方法还需境外的系铃人。鉴于他把自焚的主要诱因总结 为“死后见达赖”、“民族英雄”、“经济补偿”这三项，因此他认为自焚行为甚至与伊斯兰极端势 力“自杀式炸弹”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他呼吁西方各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谴责自 焚是反人类、反人权行为，是违背藏传佛教基本教义的、他不会为自焚人员祈祷超度。只要达赖喇嘛站出来公开拒绝为自焚人员加气鼓劲，相信自焚事件会大幅减少。

回顾桑东仁波切1995年接受意大利雷迪克尔电台访谈

以下访谈内容，Q 为意大利电台记者 A 为桑东仁波切

Q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西藏流亡议会主席桑东仁波切，由于每周电台都要播出与西藏相关的节目，所以对意大利雷迪克尔电台听众来说，你的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桑东仁波切，在你的意大利之行中，你与一些人士和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请你谈谈好吗？

A 虽然这是我首次访问意大利，但是我们在意大利有许多的朋友和支持者，意大利特尼尔省曾邀请我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活动，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机会与这么多人士举行会谈。我对特尔尼的访问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尽管特尔尼是一个小而偏远的省份，但是那里的人民对西藏事业非常支持，尤其是和我交流过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同时我也会见了该省的各级官员，顾问，主席和市长。他们所有人对西藏问题非常支持和同情，这使我深受鼓舞，之后，我两度访问罗马，在访问中，我会见了参众两院的副主席，我们还在外委会扩大主席团会议上就西藏问题做了听证。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而且我对自己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Q 你曾经有过与世界上很多议会和政府高级官员会晤的经历，当你与高级官员会晤时，一切怎么进行的，正如这次你在意大利访问一样吗？

A 正如我开始所说的那样，我感到非常满意，所有与我会谈的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常，无论在什么时候与高级别官员举行会晤，他们都非常谨慎和老练，并不是非常开放和友好。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的。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所会见的意大利朋友是非常开放的，也是非常真诚的，不带有一点外交礼节和伪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Q 在你的记者招待会上，你的一些言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引起世界各国民众的重视，原因是我们坚持非暴力”。我们应当把你讲过的话用大写字母印刷出来，然后四处传播。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帮助你加强非暴力方式的力量，从而使得这种方式获得胜利？

A 可以说，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着暴力与非暴力的斗争。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由直接或者间接的暴力行为所致，最终形成暴力循环。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无法找到稳定和持久的解决方式，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是我们应当有一点点耐心，虽然非暴力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慢慢的，这种方式会起作用的。因为我们这些信守非暴力的人们进行的是一种无害的，同时，也不是立即给人带来好处的方式，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无论何时他们注意到了，他们就会认真严肃地看待。同时我们要有耐心，学会等待。每一天，我们都要求人们挺身而出，坚定支持非暴力。总之，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非暴力的。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常积极，他们并没有大胆表达出他们的支持，没有有效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对暴力行为的沉默，等同于支持压迫者和采取暴力行动的人们。我们必须以爱心而不是仇恨之心和他们抗争。以爱心施加影响，最终加强非暴力的力量。

Q 你曾建议西藏人民采取非暴力，你能介绍一下它的内涵吗？

A Satya是梵文，相当于真理，Agraha的意思是坚持真理，人民遭受苦难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真理，这带来许多消极的变化，例如，藏民基本上都是信教群众，是非暴力的人民，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对真理的信念和对非暴力的信念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我们无法达到自己的水平，而这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也是作为一个种族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国对西藏的侵占。而且中国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侵占了西藏，使得西藏人民遭受了数十年的苦难，如今，我们必须意识到真理是什么，而且我们必须坚持真理，无论我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只有坚持真理，我们才能获得失去的一切，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正在告诉西藏公民，如今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是真理，而且我们必须献身于真理，无论我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都应当坚持真理。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重获失去的自由，重获我们的遗产和失去的和平。这一切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获得，这是我的坚定信念，我和西藏人民共享的信念。

Q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藏之外的人们能为西藏做些什么?

A 生活在西藏之外的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首先，你们可以告诉人民西藏的局势。你们可以告诉中国人民或中国当局他们在西藏所做的一切是多么错误，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去压迫别人，进行文化和肉体上的屠杀。所以你们可以教育中国人民和中国当局，可以告诉，提醒他们。作为个人，组织，党派，社区，国家，议会，你们可以在任何场合发表反对中国侵略的声音，还可以教育国际社会，说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可以向生活在西藏境内受到苦难的人民送去情感上的巨大支持，同时也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道义上的批评。他们必须明智地对待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可以写信给他们。可以表露出你们对西藏人民的坚定支持。你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体上撰写文章和提供消息，最后，你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对中国做出的一切表达出异议。这种异议对中国以及西藏来说，意义非常大。

你们可以祈祷，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做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个人行为，也未尝不可，对于一个组织和一大群人来说，你们就可以做得更多。即使你的支持，团结和同情并没有在一次敢做敢为的行动中传播，但这种行动也是非常有效的，也有其自身的价值。

Q 我们这些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看待西藏问题还要考虑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他们对于西方产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请问，你怎么看？

A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但我想说人的尊严不能以商业利润，经济利益和金钱价值来衡量。为了市场，是否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可以放弃他们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无话可说。如果你的内心有一点的疑虑，尽管是在经济游戏当中，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我们作为人类社会就应当有一些称之为道德正义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代社会仍然有价值，所以你们在市场经济，道德和人类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必须三思而行。如果你们只选择经济价值，我不会向你们提出任何的呼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是如果有人除了经济价值观之外，还有一点道德价值观，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向他呼吁：如果市场是以侵犯人权，压制人民和杀戮为代价，你们的市场是可悲和不人道的。还有，如果你们利用那种市场并从市场获得了利益，你们就参与了非法活动，你们就参与了肉体和文化屠杀。你们无法说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你们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这一切。例如，你们说人权和贸易应当分离，如果是这样，你们会发现由此滋生的其他问题。当出现版权问题时，你们无法做出妥协。虽然人权可以因贸易而妥协，但是你们无法在版权问题上让步。所以，有一天我告诉一个美国朋友，对于美国的版权所有者来说，版权比人权更为重要，因为人权是可以协商的，而版权却是不需要协商的。这非常可笑，如果你们也持有这种态度，我也无话可说。

Q 桑东仁波切，激进党作为一个跨国组织，作为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NGO，是一个不参加任何选举的党。你非常清楚激进党的性质，你能给该党提出一些建议吗？激进党该做哪些事情？激进党成员应该为西藏事业做些什么？

A 我没有什么新的建议观点，你们目前表现非常出色，你们应当继续努力。如今，坚持正义和非暴力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坚持必须要得到你们成员的再度努力方可实现。通过坚持正义非暴力，我认为，完全尽到了我们自己的义务。

Q 桑东仁波切，您对意大利的访问已经创造了一个在意大利国会建立一个跨党派组织的机会，为此我想请您对此提出一些建议。通过在世界上的几个议会中拥有类似的这样的政治工具，这些议会的议员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

A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议会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民主国家，实行民主制。因此议会论坛变得越来越多重要，这是一个民意代表吐露心声的论坛。因此，议会应当坚定而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毋须前怕狼后怕虎。这是非常重要的。当议会不带任何偏见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那必将产生直接的或长期的影响。议会里有很多问题高于党派的利益，因为这些问题关乎全人类和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所有的议会议员，不管他们来自哪个联盟，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为全世界获得更好的利益而表达他们的意见。

Q 你认为未来几年内藏中关系如何？

A 我并不希望藏中之间有一种富有成效的关系，也就是在明年或者后年，甚至是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建立一种诚恳的关系。虽然达赖喇嘛和所有流亡藏人对于中共当局重新设立没有先决条件的直接对话非常开明，以及中共当局也总是声称他们愿意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他们正在对富有成效的谈判添加一些不切实际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中共当局意识到事实的真实性，希望他们回到谈判桌上，希望我们之间找到一种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但是不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理性方面，我们无法预测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真诚的良好的关系。

Q 那么，将要发生什么

A 我们目前正在面临十分特殊的情况，因为时间正在流逝。我知道有些国家为了自由奋斗了好几个世纪而最终获得了独立。印度曾被外国势力侵占了200多年，他们一直不断地斗争，最终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但是西藏情况不同，因为西藏是被一个未开化的强权侵占——我并不想使用这个词汇，但却是事实。这一切就注定了他们要完全毁灭西藏。所以，西藏的自由若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西藏将不复存在。整个西藏高原正在变成中国的领土，或者说是中国人的移民区。到那时，即便西藏获得了独立，那只是政治上的独立，而其他必将一无所有。那种单独的政体也将变成中国文明的一个部分，那时，西藏无法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虽然名义上可以称之为西藏，但它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西藏了。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在西藏境内发动一场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所有具备资格的西藏人都应当返藏，我们应当死在西藏境内，因为西藏就要消失了......许多人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采取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运动来反抗中国的压迫，无异于自杀。但是即使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们也愿意毁灭。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无法预测任何事情的发生，唯一的预测是不计后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后果。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在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后，我们会取得成果。即使我们一事无成，我们也应不计后果。如果你们从取得结果的可能性来审视我们的行动，那就是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Q 面临你刚才所说的困难，你可能不止会要我们表达对你们的支持，请问你的具体要求？

A 作为事实的提供者，我无法向任何人要求什么。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认为可能的任何事情。如今是你们——世界上充满爱心的人们审视自己的时候了。之后，你们应当采取你们内心认为合适的任何行动。我能要求什么？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十分欢迎。即使是你们反对，我们也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决定行动，而不顾及你们的反对。所以说，如果你们帮助我们，我们是十分感谢的。如果你们觉得无关紧要，我们也没话可说。即使你们反对，我也会说：对不起，尽管你们反对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另外，即使你们支持我们，那也是无私的支持。因为我们藏人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无法向你们提供什么。支持我们的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都不会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我们无法像你们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或者巨额双边贸易的机会。我们也无法向你们提供建立政治联盟的任何希望。如今那些正在帮助西藏的人们，他们只是对西藏人民表示出爱心，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动机。我们对他们感谢万分。那些只考虑回报和利益的人士，当然不会支持我们。即使是他们支持我们，他们也无法获得任何的回报。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无法向任何人要求什么，我只能解释西藏的立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明和遗产正在完全消失，而没有人关注它，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巨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