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平措汪杰 （平汪）
文 བདེ་ཆེན་དབྱངས་སྒྲོན།
（ 德庆央珍 平汪小女）
在2014年1月15日上午，是要给父亲做气管呼吸机植入的日子，没有人敢跟他说。因为在此次住院期间，他曾两次背着亲人，让田秘书记下嘱托，声明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治疗，说为了民族和国家工作了一生，该做的都做了，问心无愧，人终将有一死，他无憾，也无惧，也不想再给亲人们增添麻烦。这是我听秘书口述的，未见原件，更不敢要来看。
可是15日，就要做这个他抵死也不愿的手术了。确定手术日期那日，在我们走后，当天值班的远房表姐打电话告诉我：“老人好像有预感，他今天流泪了。”我听时心痛至极，仿佛看到了巨山上正在滚落着石块，带着撕心的爆响。我不忍想象那从他两个月来再也不肯轻易睁开的深陷的双目中，无声地滑下泪水的场景。嘴中插入的呼吸机，让他半月来无法发出一丝哪怕咳嗽的声音，为了固定那根管子，嘴巴就要那么张开着，嘴角粘紧了胶带。这样辅助式呼吸机的插入，此次住院已是第三次了。每次半个月，日日伴着低烧，所以，除了气管呼吸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不敢告诉他，怕他心生抗拒，会奋力反抗这样的治疗，又怕不告诉他，等他清醒发觉后会愤怒于我们的忤逆。但我最怕的是当他发现后的绝望——父亲是一个钢铁般的人，他坚强，对任何事情永远报以希望。无论是青少年时代起舍生忘死的奔波，还是历经18年牢狱的非人磨难，从他的叙事里，我永远感受到的是饱满的力量，仿佛他总是能在无边的暗夜中撕开一道口子，让阳光照进来，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然后向着光亮的地方无畏地前行。
他的乐观精神，有无数的事可以让我信手拈来，1939年，年轻的父亲和根曲扎西等人在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重庆蒙藏学校秘密建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及有来自青、康、藏各地的20多位同学参加的外围组织“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他们翻译各种革命歌曲传唱，还改编些藏族传统民谣，其中一首唱到：“不分青、康、前后藏，都是同民族的同胞兄弟，大家要团结一致，共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他们展开一系列活动，如要求校方增设藏语文课程、讨论藏区实际、声援“甘孜事件”等，并常与西藏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厅驻渝办事处交往和联系。后来，年轻的父亲作为学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校方开除。“在被迫离校的那一天”，父亲回忆时会说：“虽然茫然，心情也很沉重,但我不气馁，一个人唱着当时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的苏联民歌《风之曲》和中国的《青春进行曲》，走完了那条崎岖的乡间小路。”说完，他总会哼唱起来：“我唱一个歌吧，快乐的风哦快乐的风哦。你走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唱呵——对着那险峻的山峰，对着那神秘的海洋。对着雀鸟的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对着勇敢和伟大的人。”他说当时自己给这歌又加了段：“对着那喜马拉雅，对着那雪域江河，对着那满山的牛羊，对着那美丽的草原，对着高原勤劳的人民。谁习惯为胜利歌唱，就让他同我们在起。谁要是快乐就能够微笑，谁要是奋斗就能够胜利。谁要是努力干就能够成功。
1946年初，以父亲为首的“东藏人民自治同盟”作为核心力量，拟在金沙江以东武装起义，并建立武装根据地。但遭到当地保守势力与国民党在康滇方面势力的破坏，起义失败海正涛壮烈牺牲。父亲和战友逃往云南丽江，为了躲避追兵，只能夜行，通过东竹林雪山，走了21天才到达丽江。一路上找野果充饥，他说：“有时我们只能把当地老乡上坟的菜捡回来吃”，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如此的诗句：
革命武装初建，同志惨遭毒手。
含恨攀崖越岭，逃脱豺狼虎口。
登临“业成禅院”，白雪胜似米香。
仰望启明星辰，昼夜疲劳顿忘。
投足崩孜渡口，陡然云散雾开。
碧波映入眼帘，心潮逐浪澎湃。
路得一片橘皮，美餐无与伦比。
夜燃枯木腐骨，眠榻无与伦比。
…………..
在被单身囚禁的18年里，非人的凌虐和漫长的孤寂，常常将他推到崩塌的边缘。当他意识到放任愤怒和悲伤的情绪肆虐，只会导致跌入更黑暗的深渊，便在狱中舞之蹈之地跳巴塘弦子，他说：歌词里的美好意境，能把我带到牢笼之外的雪山和草原。他会亲吻自己的手背，安慰自己：“ཡིད་མ་ཆད། ཡིད་མ་ཆད།”(别绝望，别绝望)。有时，他会偷偷地抽几根床垫草席中的干草，一根根地用它们搭建房子的模样，想象故乡巴塘儿时的家园。他说，每当搭好房子，我就能在那座脑海中的院子里住上一天，坐在祖屋的苹果树下，听风吹树叶和果子掉落的声音。他如此“不寻常的正常”，甚至让狱方认为此人已经精神分裂，还曾将他送至位于木樨地的公安医院隔离。
所以，父亲在我心中，是那个被开除后在山中唱着《风之曲》，踽踽独行的执着少年；在金沙江畔的星空下餐风饮露，壮志满怀的青年革命者在囹圄中，以非凡的意志面对非难的修行人。
他曾告诉我，曾经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他在秦城18年期间，作为囚犯的代号是6089。他说，前9年花样繁复的各类虐待式的审讯，可以以千次计数。每次提审时，只有代号而不叫姓名，这让他完全忘了自己还有名字这回事。他说，一次，就一次，一个审讯员因为疏忽，说漏了嘴，对着坐在枯灯底下冷条板凳上的他厉声呵斥：“平措汪杰，你要老实交代！”时，他愣了半天，起先不知此人是在同谁吼叫，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平措汪杰”时，他说：“我流泪了”，“原来我还有名字啊! 第二次，是1989年，他与班禅大师同去扎什伦布寺，参加班禅东陵的开光仪式。1月28日，先期返回拉萨的父亲在深夜接到急电，报说大师心脏病猝发，十分危急。父亲连夜奔袭返回日喀则，一下车，见到的却是领导人们列队鱼贯走向大师遗体告别处的场景。他说只看见大师的僧袍大氅安放在法座上，不见遗体，他说：“我心痛欲碎，眼前一片模糊，泪水夺眶而出”。父亲几乎从不会使用这样表达强烈情绪的词汇，他说：“我哭了，很伤心”。
然而这些，都不是绝望的眼泪。
晚年的父亲，依然身处各种逆境，却更是惜时如金地工作，他希望以自己的不懈努力，为藏族和其他弱小民族实现真正的平等发挥作用。他屡置自身而不顾的直言，让我即骄傲至极，又忧虑无比。2013年初，我曾哭着向父亲恳求：“爸啦，请您停停吧！”他却对我说：“别担心，你要知道，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这个民族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有责任的。我工作一生，从未想过睡一张舒服的床，坐一把舒服的椅子，我自始至终追求的，是能消除世间的不公，让弱者强大，让强者不再欺凌”。
他如铁律般严格地执行每日的作息，直至最后的入院前，都在坚持上班，每周五个工作日，每日工作至少5个小时，写作是全部的工作重心。他总说：“你们放心，我相信自己还有一些时间，因为我至少要把工作做完。”他此时所说的“工作”，主要是指被他自己称之为“我的全传’”的《平措汪杰全传》一书。动笔于1995年，断断续续地写了18年之久，直到2013年，终于基本定稿，并在当年的7月托田秘书将书稿交付给我，让我做编辑工作，并郑重交待：“《反思》是我的政治遗著《全传》是我留下的最后一本书，你要认真做。”
同时给我的，还有《我和雪域—平措汪杰简传》的书稿。父亲说这是全传的提纲，比较方便阅读，要求我先做它。可工作刚开始不久，父亲又住院了。起先只是感冒引起的咳嗽，然后就愈发加重。后来为了减轻肺部压力，口腔插入了呼吸机，父亲日渐消瘦，也逐日地，闭目养神更多。我总觉得，除了太累的原因外，他还在生自己的气，因为让他最痛苦的并非病痛，而是为此无法说话和表达，我知道，眼看着无法进行工作，是父亲对自己最无法忍受的状态。我们每次到医院的来来往往，向他打招呼时他后来都很少睁眼，只是用手背轻拍床板，表示“知道了”。因此，会尽可能多地向他汇报《简传》的工作进度，每当这时，他都会睁开眼睛急切地听，甚至会将头抬离枕头侧耳倾听，眼睛里充满着关切，还有些许的安慰和鼓励。
而这样的父亲，每天以一个姿势躺在床上半年多了，进而又要进行气管呼吸机的植入，我无比害怕我从不绝望的父亲会绝望。
我深知对于生命的终结，父亲正如他所说：“无憾，亦无惧”，唯独对未竟事业的无限牵挂和担忧，是他悲伤的根源。而他对自己最后一部著作《平措汪杰全传》的惦念，从《对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反思》一书的执着中可见一斑。
对那场被他称为“我的政治遗嘱”的《对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反思》一书的揪心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在2011年年底，父亲因严重脑缺氧接受紧急抢救。在ICU的病房里，也是嘴里插上了呼吸机双手被棉纱绑在病床两侧的扶杄上(以防他在无意识状态下自行拔管)。医生说他缺氧症状严重，意味着二氧化碳中毒，醒来后很有可能大脑受损，甚至成为植物人，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父亲渐渐地从麻药的作用中苏醒过来，医生大声地问他：“您知道自己在哪里吗?”父亲就眨眼睛，医生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他有点不耐烦了，使劲用手比划着要求写字，我们赶紧递上纸笔，给他的右手松了绑。他用眼睛示意守在病床左侧的我看着，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反思一定要下功夫”几个字-----当时我五内俱焚。这本书是三四个月前他就交待给我的编辑任务，我虽已开卷，但进度缓慢。如今父亲发生这样的意外而我尚未完成他的嘱托，而我明知这本书于父亲、于我们整个民族的表达，意义何其重大，因此当时就知道，自己若未能在父亲尚按时帮他完成定稿工作，这将会是我背负一生的遗憾和无法弥补的责任，于是开始昼夜伏案地加班。好在上天悲悯，那一次让父亲闯过了几次生死关头，终于安度危机，而我也在他转入普通病房后不久完成了所托。他接到我完成的稿样时非常高兴，非同以往地表扬了几句，便立刻在病房中，在田秘书的协助下，投入到对稿件的核定工作中去了。
此事在北京医院近乎成为传奇：医生们说他入院时状况如此严重，居然没有伤到大脑，恢复的速度和程度惊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在恢复的阶段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因为父亲，北京医院的专家们认定：藏族人的体质非同寻常。另外，他们告诉我：是平措老工作的愿力太强了，他精神的力量太强大了，否则“几无可能，这是个奇迹”。
由于当年狱中的条件和父亲的坚持苦读，出狱时他的一只眼睛已基本失明，加之年岁的增大，后期父亲的写作工作就是以他本人口述，秘书在电脑上录入的形式完成的。口述完毕后，很多时候，他会争取一些重要人士的意见，然后由秘书逐段将这些意见念给父亲听，再将采纳的内容逐字录入原稿修改。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多遍如此的过程。由于他眼睛不能看，因此成文的过程十分耗时和艰难。而我的主要工作，基本就是将父亲确定的稿件，做整体性的文字梳理，有时也会就内容性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前文所述，因为父亲的写作是以口述为形式，因此各类问题，如框架的安排、思维的连贯性意识流的表达、语言的准确度，等等，都是需要去调整、修改和润色的。就父亲交给我的文字本身而言，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大面积地改写。我的改稿，基本上是最后一道工序父亲会在秘书的协助下，认真听取每处修改的理由陈述，确定取舍，这个过程还需要经过与父亲间无数次的沟通，以解释、说明一些修改意见，父亲斟酌后再定稿。
如今，父亲离世，编稿的过程于我个人而言，既幸福又痛苦。幸福的是，父亲的“身”虽不在了，但可以时时与他的“语”和“意”还在在“语”和“意”所构建的空间里，他如此鲜明地存在着，我触手可及。相对许多失去父亲的儿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福祉，然而，巨大的痛苦也伴随我始终。整理他的文字变得格外艰难，许多他可以轻易回答的存疑处，都要翻查大量的书籍找寻线索许多原本应该体现的文字及图片资料，亦无处可得；还有许多各类无法言说的困难，更多的是一种无助的伤感。
他一生的经历，充满了太多的苦难和艰辛。他对许多人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然而就如我对父亲曾表达过的：对于一个女儿来讲，我宁愿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退休后喝茶、旅游，哪怕晒晒太阳，我格外希望他能享受生活，对自己好一些，但他却总是对我的论调嗤之以鼻，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何况，对于བོད（西藏）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终其一生，父亲是用双手将心中的雪域和其上的人民高高捧过头顶，深深地爱着它、赞美着它。我深知，在他离去后，以他对这方福德深厚亦苦难深重的土地的热爱，无论他身处何方世界，必是在永不眨眼地凝视着这片雪域。
བདེ་ཆེན་དབྱངས་སྒྲོན།
2019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