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共涉藏大外宣的方法

《产经新闻》专访流亡日本的藏人医学博士次旺（2）

当我越过边境进入尼泊尔时，周围的环境郁郁葱葱的，让我感觉到气氛更加开放，一家四口都期待开启新的生活。

然而，当我到达了连接印度-尼泊尔-西藏的“盐路”时，看到父亲让我们居住一段时间的房子非常破旧，一下雨，房子就漏水。

当年西藏的日喀则的房子里有佛堂，即使我出城，我也可以看电影。日喀则是一个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商业城市，与印度的贸易繁荣，它今天应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即使是在一个充满洗脑教育的中国学校，如果我认真学习，我本应该去北京，但尼泊尔没有学校，前景黯淡。

在尼泊尔住了3个月后，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茨旺一家决定搬到印度，去了大吉岭。

初到大吉岭时，一家身无分文，只好进入达赖喇嘛兄长的妻子开办的难民营，我父亲是旧藏公务员，凭着这个人缘，它帮助了我们一家。

在难民营中，我父亲当厨师，每天准备饭菜，洗碗碟。母亲在丝线厂工作。我很震惊，过去母亲在家乡生活优雅，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家四口和他人合住，虽然有隔间，但必须面对两家人合用一盏灯泡的现实。

不过在学校，我不用再接受洗脑教育，可以学到藏语文和数学，在那里，我不必再接受洗脑教育，也遇到了同去日本留学的伙伴们。

次旺（右二）的学校制服照，摄于1964年

做出去日本留学的决定时，家人没想多少就同意了。赴日留学的朋友中，丹增久美与我一起毕业于埼玉医科大学，目前在埼玉开诊所。久美旺扎学习了日本柔道，目前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的保卫人员，跟着他全世界走动。大学毕业后回到印度的多嘎菩提在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工作，负责两国文化交流。具有领导力的白玛甲波成了政治学者，在拓殖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担任教授，为解决西藏问题持续活动。

（未完待续）

转载：西藏作家央珍去世 友人悼念

“她总是优雅而从容，不紧不慢，说话也轻言慢语。有时为了一句话，央珍会笑起来。她的笑都是那么轻柔而妩媚。”

　　出差途中，接到顾建平兄的电话。建平在电话中吞吞吐吐：“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是龙冬家的事……央珍去世了……”

　　建平的吞吞吐吐，我就警觉了起来。我的心中立即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一定是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事，我的心提了起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感到紧张。

　　我无语……愕然……这是怎么了？

　　电话中半天没有声音。我不敢相信。

　　就在前几天，我整理皮箱，无意中翻出几张打印纸，是央珍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甜甜的忧伤》。是写我们两年前一起到汪曾祺先生墓上的事。央珍写道：“北京的五月，我带上了四束金灿灿的非洲菊，要和汪先生的长子汪朗，还有他的学生龙冬和苏北，去西郊福田公墓看望先生和师母……”我也不知道这篇打印稿怎么会在我的皮箱里。当时我也只是看看，又放了回去。

　　今年8月，我到北京开会，我们还见过面。那天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吃饭。我见到央珍，便对龙冬说：“龙冬就不抱了。抱抱央珍吧。”央珍走上来，我轻轻抱了一下。央珍笑眯眯的，瘦挑挺拔，还是那么好看。

　　放下电话我就琢磨怎么给龙冬打电话。我思索了半天，还是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可是半天没有人接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又给龙冬发了短信，告诉他我要过去一趟。过了好一会儿，龙冬回了，叫我不要专门跑一趟。我是坚持要去的。

　　第二天匆忙赶早班高铁，到北京为央珍送行。之前约好了汪朗、汪朝等几个与龙冬相熟的朋友，我们一同过去。

　　北四环的这个藏研中心，我是来过多次的。也不记得有多少回了？可是以这么一个方式来，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到龙冬家门口，门外的一个台子上燃着藏香，正袅袅地冒着轻烟。我们正犹豫走得对不对，一个男子从外面过来，说：“是找龙冬家吧？”

　　我们说是，就轻轻走进屋去。屋里安静极了。几间房子安静极了。龙冬走了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就引着我们走进一个房间。这里是央珍临时的灵堂。一个高台子上，放着央珍的遗像，面前点着藏香，几个盏子里燃着酥油。按照藏人的方式，献哈达，鞠躬。汪朗大哥和汪朝大姐一一献了哈达之后，我走过去，对着央珍的遗像鞠了一躬，说:“央珍，央珍……”才叫了两声，我的声音就哽咽了，泪水马上涌了出来。

　　你这是怎么啦？央珍！还指望七八十岁的时候，你满头白发，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事了，能常在一起玩玩、聊聊天。你哈哈大笑，一如你喜欢的汪师母一样，满头银发，坐在沙发上，一副安闲的样子，为一件快乐的事而大笑。央珍，央珍……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每每从地铁建国门站的东北口出来，第一眼见到的是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长安街上永远车来车往，永无止息。每每见此，我心中就会涌起一股热流:北京多好啊，年轻多好啊)。之后就会看到那高大的、白色的、方方正正的社科院大楼矗立在那里，沿着大楼往后有许多老北京的四合院。我沿着一条胡同走进去，那马路上的汽车磨擦马路的轧轧的声音立即就消失了，再沿着那低矮的、密密的、有老式门楼的胡同穿行。乱七八糟的都是生活的气息——这条叫东总部胡同的地方过去曾住过许多了不起的人。林徽因也曾在此居住。有许多人物可能都寻着这条胡同走过。包括金岳霖先生或者沈从文先生。——再沿着胡同往深处走，右手一个大杂院，院内也是横七竖八地乱搭乱建着，可是院中一个二层小楼，显出曾经阔气过的迹象。怎么可能四合院中凭空一座楼呢？那些乱建的临时棚屋，也许过去就是人家的花园呢！这是一个西洋式的小楼。可是现在已经不成样子，它被分割成两户，分别从两边进出。南头侧开了个小门，进去一层是个很小的开间，之后一个楼梯拐上二层，有两间铺着地板的居室，这就是龙冬和央珍的家。

　　我每次到他家的门口，就会大声地说：“马乞那盖——”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语言。或许就是我自己创造的，代表我自己发明的一种藏语，用以问候龙冬、央珍这对夫妇。当然有时我也会老远就喊：“龙冬！龙冬！央珍！央珍！”这时就有一个高挑而清秀的藏族女子会出来开门，之后她会说：“大熊，苏北来了！”那时的央珍是多么年轻。她总是优雅而从容，不紧不慢，说话也轻言慢语。我总是觉得央珍太文雅了。文雅到我从来没有听过她骂人（倒是龙冬整天快乐地骂骂咧咧的）。有时为了一句话，央珍会笑起来。她的笑都是那么轻柔而妩媚。

我和龙冬可谓是死党了。我们二十几岁就认识。几十年来，我们从未断过，而且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红过脸、生过气。和龙冬在一起，总是那么快乐。因为龙冬总是快乐的。我们真是君子之交。因为文学，因为我们气息相投。原来龙冬是个光棍，他二十多岁援藏。从西藏回来，带回来女朋友央珍。这样我就认识了一个西藏的女子，也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西藏的女子。

　　原来西藏的女子也这么安静。原来西藏的女子也这么有才华。这些，我都是通过央珍而认识的。

　　我去过龙冬家多少次？在那里吃过多少次的饭？和央珍见过多少次？真是无法计算了。我们还一起去过许多次汪曾祺先生家。汪先生和师母那么喜欢她。我曾写过，汪先生第一次见到央珍，一副羡慕的样子，对龙冬不断叽咕：“怎么找了一个藏族的老婆？怎么找了一个藏族的老婆？”

　　央珍的创作严谨而认真。她从来不急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她有信仰有关。她留下了短篇小说《卍字的边缘》和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她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和“骏马奖”。《无性别的神》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并有作品翻译到国外。她曾给过我一本《无性别的神》，我因对西藏文化不熟悉，没有去看。现在我要找出来，我要仔细看一看……

　　央珍啊，从今以后，怎么也见不到你了。我从北京回来，我的爱人反复念道：“央珍还给过我几盒藏香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呢。”我爱人又说：“唉！这个人再也见不到了。”

西藏丁青县农牧民必须下跪才能办理子女出生证明

本博获悉，如今，西藏也出现了人民的名义里所说的丁义珍窗口，农牧民必须下跪才能办理子女的出生证明，而且由于西藏是特殊敏感地区，所有媒体一律不发批评报道，而领导也不下基层视察，这种现象，难道不是现代农奴制度的体现？

日本电视台深入调查藏区自焚惨案的真相

日本电视台画面已经上传，会日语的网友可以先看字幕以后有时间加

西藏作家端智嘉散文《羊肠小道》汉译

在我心中情感的岩壁上，记忆曾铭刻下一幅永不褪色的图画。纵使岁月匆匆流逝，岁月风雨表情，都无法抹去我对它的追忆。它就是我们村旁的那条小路。

多少代人曾将历史的足迹留在了这条小路上；又有多少代人曾将艰辛和劳作的汗水浸透在这条小路上。因此，每当我想起这条小路时，记忆的屏幕上便会显出无数浪漫而又绮丽幻想。一种情绪，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绪像一个故事，像一曲音乐穿过我的双耳，回荡在心灵的深处。是的，那是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故事。

喜欢交谈，记忆又好的老人们，为了渡过恹恹三月的时光，布满皱纹的双眼含着悲喜交加的泪水感叹道："多么愚昧的祖先啊，他们怎么会想到在这贫土穷土中造窝筑巢呢?"他们诉说着，诉说着村旁的这条小路，诉说着似乎是由于祖辈们错误的选择而造成的贫困，痛心地抱怨着他们，直到太阳在西山顶上沉沉地坠落。也有这样的时候，他们会因观点的不同而争辩起来："你知道啥?我是顿目十八宗姓的后裔，藏四大宗姓的内系，一千小姓的分支，同根同祖的主干。在我祖辈时，有一个同族名叫贡珠格勒的人，曾有一匹辉光胜风、奔驰如箭，威震众族的宝马，那骏马驰骋后留下的那道痕迹，就是现在的这条小路，嗯!"这位顿目宗姓的老后裔用十分骄傲的口气炫耀着。"阿哈，不要吹牛皮说大话了。双眼虽亮，但只观一箭之地，两耳顺声，却可闻千里之外。这条小路是青旁岭苍的后裔、拉德噶布的国王、珠牡王妃的主人、岭雪狮珠--格萨尔大王骑着红骏马，把铁链拴在鄙恶的魔王霍尔·辛巴麦如则的脖子上时留下的痕迹。"说唱格萨尔的老艺人真真切切地说着。随后，老人们又纷纷畅谈起自己的种种想法，有人说这条路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猕猴前往布达拉山修行时铺筑的；有人说这是拉龙华多刺死藏王朗达玛后潜逃时留下的；也有人说这是一条野兽出没的路。不管怎样说，小路终于成了老人们常常争辩而又无法了结的一个永久性的话题。

不用说，老者们的争辩在我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可是，时至今日，我的眼前还清晰地出现这条熟悉的小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争辩。记得在一个细雨朦朦的早晨，我第一次背起书包沿着这条小路走向小村脚下的学校时，平时一片青灰色的小路，经过雨水的冲洗后变得那么洁净，那个路中间的小石子又湿又光，幽幽地闪亮着；路旁一排排的杨柳在舞动，更显得曲折蜿蜒的小路似一条玉龙充满了生机。"啊，多么可爱的故乡"，我的心突然涌上了一股强烈而真实、苦涩而又甜蜜的情感，父老们的争辩声再一次回响在我耳旁，这条载过祖辈生命的小路又给了我丰繁的想象。

开辟这条羊肠小路的，不论是神还是人，同样都是伟大的。小路虽然这样曲折狭窄、陡峭不平，但是，第一个踏上这条小路的人，该付出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第一个沿着这条小路登上峰顶的人，其襟怀该是多么的博大，其视野又是多么的宽广啊!但是，他们除了留给我们这条小路外，连自己的名字都湮没在历史演变的激流中，埋藏在岁月沉淀的泥沙里。人们啊!你们只会昂首走在英雄们开辟的路上，不但不去崇敬和颂扬他们的业绩，为什么还把责难和鄙视抛向他们?你们坐在英雄们开辟的路旁，说起"这些愚昧的古人啊"的时候，你们的心难道不感到颤粟、抽搐吗?

是的，他们留给我们的仅仅是这条小路，但是，千百年来，我们从未去平整、开拓这条小路，这不是先辈们的愚昧，而是我们当代人的耻辱；他们留给我们的又不仅仅是条小路，就是这条小路，开创了雪域藏族的历史，沿着这条小路，把藏族的智慧铺到了峰顶。十明学海的文明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长城，使这个古老的民族至今挺立在世界极地之巅。有愧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不学习这样一种精神，只是盲目地重诵过去的过去，这又有什么用?想到这儿，我不禁忏悔。是的，我是雪山的后代，年轻的血管里依旧流淌着高原的血液，可在祖辈们开辟的这条小路上，我从未掘过一寸地，从未刨过一锨土；我行走的双脚曾无数次地踏过这条小路，但从未想过它的价值，更没想到自己该为这条小路添一层辉光、增一份自尊。难道还有比这份羞愧、这份追悔更为沉重的伤痛吗?

今天，纵横交错的现代化公路、铁路、航空线、航海线横置在我们面前，通往月宫的宇宙飞船正在指示着现代化的未来，可是我们的民族，至今依旧骑在瘦小的驴背上，沿着这条羊肠般的小道慢条斯理地行走着。噢，你瞧，半山腰走来了一位大德喇嘛，他那双厚实而充满威严的双脚踏过了这条小路，"上师，我把生命付之于您。"吟诵声充溢了小路的空间。随后又走来了一位僧人："僧者，我把生命付之于您。"师徒二人的声音融为一体，满山空谷齐声回诵："佛啊，我把生命付之于您。"是的，也许他们有思想皈依的处所，可是，行走的双脚，却无法离开脚下的这条小路。

走过这条小路的人和这条路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我无法想象，但是，我们的民族却和这条小路之间有着勿须辩论的矛盾。也许有这样的佛法，能驾驭思维的奔马驰骋于解脱之路上，悟出真谛与心，但是，真正深悟解脱之途径，普渡众生之苦难于彼岸的救世主在哪里?我无法去寻觅他。是怎样就怎样吧，我热爱这条小路，我悲凄这条小路……


有一年，一场大雨冲垮了小路，它像一个割嘴歪鼻的病人恹恹地躺在那里。奇怪的是， 竟没有一个人来保护它，更没有一个人来修复它。一天，一个牧人赶着一群山羊经过此地时，把山洪冲坏了的凹路填平了。这时，闲散的老人们又开始了他们久远的话题，顿目宗姓的老汉、岭苍的艺人、观音加持的老奶奶、拉龙华多的追随者、喜欢狩猎的猎人们一物降一物似的你争我辩，尽管无法分清谁胜谁负。一个行路人听见他们的争辩后说道：'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加宽一下这条小路呢?''什么?这路是神灵行走的神路，谁敢动一下，谁就会得麻风病死去!'老人们齐声叫道。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去加宽这条小路，而老人们的争辩仍和过去一样从未停止过。

解放后，探测到这里贮藏着大量的矿藏，为了开发矿产，便修了一条公路。公路虽然宽广地伸展在小路的下面，可是，村里的人依旧走那条羊肠般弯曲的小路。后来，随着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年轻人开始慢慢认识到了公路的益处，可大多数村民仍然固执地认为公路不安全，土质坚硬且又伤脚，他们宁肯背着沉重的背篓，吃力地行走在小路上，却不愿走宽广的公路。

今天，我站立在小路和公路的交界处，回忆着过去。我的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寂静曲折的小路，一条是热闹宽广的公路。寂静夹杂着苦涩，闪现着过去的种种故事；热闹夹杂着丰繁，辉映着对未来的浓浓情怀。我望着这一切，心里升起的是对民族、故土的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我的眼前是一幅辉煌而美丽的蓝图，我的双脚踩着的是宽广而无垠的大道。

《产经新闻》专访流亡日本的藏人医学博士次旺（1）

（在日藏人难民医学博士 西藏次旺）

1962年，次旺一家从中国控制下的西藏流亡，经尼泊尔和印度的难民营，1965年前往日本留学，最终成为一名医师。

来到日本时，次旺13岁，有半个世纪以上，住在日本的埼玉县。因此，当地的病人都知道我的背景。只有从其他地方转院来的病人不懂，他们会说“好稀有的名字啊”。当然如果他们问了，我在看病时也不能慢慢地说。

因此，在稍微有点时间的住院或出院时面谈的时候“事实上…”他说话。然后，病人会一副惊讶的样子，津津有味地问:“那真是够呛啊”。西藏这个汉字的意思是Tibet，从第一次开始学日语，在医科大学毕业，取得日本国籍，留学期间得到了日本的各方的支援。他说出口就没完没了。

“我出生在离尼泊尔国境很近的商业城市日喀则。”。1952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首都拉萨的第二年。

我在西藏出生的时候，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1959年西藏发生了反对中国统治的抵抗，这个抵抗被称作”西藏起义“，最终被武力镇压，我在3年后的1962年，即10岁时流亡。关于西藏只有童年的记忆。

因为是孩子，所以当时没有政治意识，不知道讲话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流亡后在难民营受尽苦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西藏境内的时代，就是女佣几个人都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是很大的房子，所以父亲的朋友经常来玩。留声机里传出唱片的歌声，我记得父亲开玩笑说:“喇叭里有个小妖精在唱歌。”

父母是贵族阶级，所以过着优越的生活，在流亡前的十岁过着优越的生活，母亲戴着精美的首饰，在家烧饭做着家务，我和妹妹一起吃着甜蜜的糖果，在庭院下游乐，过着一段幸福的时光。

(1965年摄于大吉岭，次旺，妹妹央金，父母)

父亲管理着尼藏两地之间的“运盐道”，也曾在扎什伦布寺服务，寺庙管理非常严格，他供应着僧众的饮食，由于寺庙没有井水，他要挑水回寺。由于父亲不慎将酒带回寺庙，遭到了住持的训斥，所以就离开寺庙，在社会上工作。

在英印，可以拿到殖民者的枪弹，留声机，防毒面罩，父亲也接触西方文化，在工作时，把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情况告诉给上司。父亲重视教育，在入学前聘请家庭教师，教授藏语文。

                                          

解放军占领日喀则后，开始对占领区的藏人儿童开始中国化教育。

刚开始，中国人在小丘上建立军营一样的建筑当作学校，老师对孩子们介绍中国军人战胜日本军的战果，还说“抗日八路军就是解放军的前身，解放军把藏人从贵族的封建统治中解救出来，所以你们要尊敬解放军”。

每周六，中共带我们到野外看电影，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争，中国军人威风凛凛地与日军，美军作战。日军总是坏角色，他们向弱小的民众挥舞刀剑。由于孩子们单纯，每当一个坏角色出现时，就向白墙扔石块，电影放完后，墙上就留下了一个个石头坑。

达赖喇嘛（法王）也被宣传成一个恶人，他被说成一个叛乱分子，对儿童进行洗脑教育是可怕的，我当时顺从地接受了中共的洗脑，并且认为解放军很棒。

中国的统治在西藏全面铺开，许多高僧和贵族被处决。当时，法官一样的人对贵族们说“你利用封建制度压榨剥削人民”，并在脖子上插一个写上汉语罪名的小旗，有罪的人会被带到法场枪毙。

渐渐地，我对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产生了不安感。

                                          

尽管有时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感到不安，但我还是学校里的优等生。我和母亲，还有妹妹住一家，父亲直到1962年才从印度归来。

我上了一所中国式的学校，汉语跟数学与藏语文不同，我很努力地学习，老师告诉我，我长大以后可以去北京，老师每天告诉我“达赖喇嘛是叛徒”，每周看洗脑电影的也都是共产党领导干部家的孩子，一位戴着红领巾的领导干部子女证明了这一点，他完全被洗脑了。

实际上，去北京的那拨人于66年-76年回到了西藏，干了破坏西藏的事情。由于我很早就流亡海外，和他们走了不一样的路。

故事的转机是1962年的秋天，当我在被窝里醒来时，父亲突然回国了，我父亲的突然回归是一个家族流亡之旅的开始。

我吃早餐，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但是母亲告诉我说“不要告诉我老师爸爸回来了”，作为旧藏仆役的父亲，（中共）一见到他就会把他抓走。我想，我父母那时起就已经决定流亡。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突然消失，追捕者就会跟上来，正好，我在学校跳绳时摔断了左臂，这成了很好的借口，由于藏尼边境有一个温泉，我告诉学校需要去那里接受温泉治疗，带好了够用一到两个星期的衣服和食物，父亲做了伪装，母亲带着妹妹离开了家。

路上，我们唱着中国国歌和中国民谣，住着父亲安排的私人民宅，10天到两个星期左右抵达了藏尼边境。

在越境的前一天，我们躲进了山洞里，第二天晚上月光正亮时，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口，抵达了尼泊尔。这时父亲说“你不要唱中国歌曲了，我们不是去温泉，而是去印度，能吃上美味香蕉的国家哟！”我父亲把帽子一摘，改唱西藏歌谣。